美国邪教问题研究专家瑞克·罗斯

　　邪教问题最近几十年困扰着很多国家。1978年发生的“人民圣殿教”近千名信徒自杀的惨剧至今仍让美国人记忆犹新。美国新泽西罗斯研究所创始人瑞克·罗斯是全球著名的邪教组织、争议性团体和运动的研究者。罗斯近日访问了中国，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他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地邪教组织的现状，并谈到各国如何应对邪教问题。罗斯认为，所有邪教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被他们提出的教条“套”住，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普通百姓。因此，对大众的教育是与邪教团体做斗争的最好武器。

　　环球时报：你曾经讲过，西方学术界将那些把所谓拥有“超凡能力的人”作为膜拜对象的团体称为“膜拜团体”，当该团体的被膜拜者对信徒进行强制性信仰或思想改造，对他们进行剥削，并危害社会时，这类膜拜团体就完全具备了邪教的特征。是什么原因让你专注于对邪教组织的研究？

　　瑞克·罗斯：我从事邪教问题研究属于机缘巧合，主要是出于对家庭成员的担忧。邪教组织的活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为活跃。那时出现过数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比如“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制造了近千名信徒自杀的惨剧。1982年，一个有争议的宗教团体渗透进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家犹太人的养老机构，我的祖母当时就在那里居住，她向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养老院的几个护士想发展老人们加入这个宗教团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养老院的管理层，所幸的是我们把这个苗头结束在养老院里。从那以后，邪教组织的问题成为我工作的主要内容。

　　环球时报：各国目前对邪教组织的态度如何？

　　瑞克·罗斯：邪教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很多国家都为邪教问题感到困扰。在美国大约有5000个邪教或类邪教组织，成员总数达到两三百万人。在亚洲地区，韩国、印度出现了很多邪教组织。欧洲最著名的邪教组织事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瑞士、法国等地的“太阳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事件”。这为欧洲敲响了警钟，引发欧洲国家对邪教组织的大规模调查。再比如，德国和意大利非常关心山达基（英文名称Scientology，源于美国的一个宗教组织，但在德国等地被认为不合法—编者注）的活动情况。邪教在俄罗斯也很活跃。俄罗斯10月初刚逮捕了一名邪教组织的领导人，罪名是其对组织成员性侵害。在一些东欧国家以及以色列、澳大利亚，人们对邪教组织也有不同程度的担忧。

　　环球时报：哪些群体特别容易受邪教的影响？在这方面，东方人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吗？

　　瑞克·罗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邪教的受害者，特别是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特别的困难，感到特别孤独、沮丧、抑郁，工作、家庭或者健康出现问题时，他会比较脆弱，容易成为邪教组织俘获的对象。无论你居住在美国，还是亚洲、欧洲，情况都是类似的。

　　有很多被称为邪教组织的膜拜团体已经开始国际化，如发源于韩国的“统一教”、发源于印度的“超验冥想”组织等。“统一教”教主文鲜明在日本有很多信众；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在俄罗斯也曾有很多信徒。日本在二战后基本上变成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俄罗斯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宗教。来自俄罗斯的专家曾对我说，像日本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人们相对单纯，缺乏与邪教组织打交道的经验。与美国和欧洲这样有宗教传统并且在历史上曾经与邪教打过交道的国家相比，日本、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会比较脆弱。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有可能发生，人们可能对应对邪教缺乏准备。

　　环球时报：现在的邪教组织与以前的有什么不同吗？

　　瑞克·罗斯：现在的邪教组织都是“高科技”的了。我最近发现一个新成立的邪教组织，完全建立在网络上。成员分布世界各地，彼此不见面，通过网络招募成员、互通信息、开会。他们通过网络把钱汇给教主。邪教的历史比较长，随着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邪教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它们非常懂得如何利用科技宣传自己。不过，我们应对邪教问题的能力和手段也提高了，现代科技也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在美国的反邪教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一些个人创建的网站来完成的。创建者可能是邪教组织的前成员，脱离组织后将个人经验公之于众，教育大众。

　　环球时报：你创立的研究所，对起源于亚洲的邪教组织有哪些研究？

　　瑞克·罗斯：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所有自己的网站，网站上有讨论区，邪教组织的成员以及家属可以在此进行交流，发布他们的想法和担忧。网站还有一个虚拟图书馆，收集了“法轮功”和发源于韩国的“统一教”等膜拜团体的资料。我们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邪教，不是看它信仰什么，教义里怎么说，而是看它怎么做，看它对信徒和成员产生了哪些不好的影响。它们没有权利以信仰的名义为所欲为。

　　我曾经多次接到“法轮功”受害者家庭的投诉。诸如，有一位女性因为信“法轮功”，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对婚姻表现淡漠，对自己的健康也完全不顾，只想练功或者上街抗议，她的丈夫最后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理由是“妻子忽视对孩子的照顾”。去年我经历的一个案例值得一提。有位美国老太太来自于一个相当保守的犹太教支派家庭，有4个孩子。她一开始认为“法轮功”只是一种锻炼身体的运动，就加入了。随着她介入程度的加深，她的家庭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锻炼身体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她与丈夫和4个孩子产生了矛盾，甚至闹到要离婚。她的丈夫请我进行干预。在跟我谈话之后，她选择退出。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这类组织的破坏性。我们美国有句谚语：“如果它叫起来像只鸭子，走起来像只鸭子，那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如果一个团体，它的运作方式像膜拜团体，它的组织结构像个膜拜团体，它的行为像个膜拜团体，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个膜拜团体。美国人知道吉姆·琼斯、大卫·考雷什（“大卫教”教主，1993年带领信徒与美国政府对峙，最后造成数十人死亡）、麻原彰晃（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1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因此，美国人通过这些类比，可以自己判断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其他团体和组织的性质。在美国，有很多专家将“法轮功”看作是邪教，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格利特·辛格。

　　根据罗斯研究所的研究，目前在北美地区，人们已经逐渐失去对“法轮功”的兴趣。“法轮功”在北美地区成员的实际数量远远低于它们对外宣称的数字。根据我的观察，事实上“法轮功”在北美华人社区中的名声越来越差。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宣扬的内容以及言论的可信度越来越低。另一个原因是，“法轮功”组织企图钻进华人社区的各种活动，借机招募成员，为自己的组织作宣传，严重干扰了当地华人的生活。

　　环球时报：美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有政治诉求的邪教组织？

　　瑞克·罗斯：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多次与有政治诉求、企图改变现有政体的邪教组织打过交道。曾经有一个名叫“行政情报报告”的组织，其领导人勒卢实曾经多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我不知道他得到多少选票。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接管美国，用自己的教条和信念改造美国。最后他因资金募集欺诈罪进了监狱，因为他以老年人为目标骗取钱财。他当时也同样宣称将他投进监狱是政府对他的迫害，是美国政府想除掉他等等。邪教组织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把所有对它的研究和批评都当作是对它的迫害。

　　我还想介绍个情况，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曾经把德国列为违反人权的国家。因为山达基组织的游说集团到国会里说，德国政府对该组织有迫害行为。而当时的德国政府是因为收到了很多来自个人、家庭对该组织的投诉才采取措施的。

　　环球时报：据了解，20多年来，你曾经通过谈话对500多个邪教组织成员进行思想干预，其中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91岁。你劝说他们脱离那些组织，成功率高达75%。如果请你去为那些具有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的邪教组织领导人做“解套”性质的工作，你认为会成功吗？

　　瑞克·罗斯：他们没有被“程序”所控制。如果你想为某人“解套”，他首先必须是被套住的。我认为，所有邪教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被“套”住，他们是“下套”的人，而不是受害者。

　　环球时报：通过这么多年研究邪教及反邪教的工作，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瑞克·罗斯：罗斯研究所多年与邪教组织打交道得出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对大众的教育是与邪教组织做斗争的最好武器。我曾经成功干预过一位邪教组织的头目。她退出该组织后，还很担心其他成员，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她，把你的故事公之于众。后来她参加了美国著名的奥普拉脱口秀节目，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述该组织如何压迫和强迫成员，使他们失去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节目播出后，该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退出，并最终导致这个组织解体。当然也有一些人退出后选择安静地生活，甚至不愿再提参加邪教组织的那段经历。我认为，那些愿意站出来讲话的人，是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人。

　　对邪教组织最好的防范机制是提供目的明确、针对性强的教育，让人们了解邪教的行为方式，明白它们如何迫使别人接受它们的教条。比如，大学新生在离开熟悉的家庭环境后，容易成为邪教组织发展的对象，对此，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都会给大学新生开设相关课程，进行防范。（本报记者：段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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