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和我在一个学校的表哥上课时心脏病突发去世，作为亲属我参与了后事处理的全过程。这是情理之中的，但也极大的刺激了我，我开始思索生命的真谛，常常失眠，学习成绩下降。
这时我遇到了“法轮功”，迷茫的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头扎进了其中。那时我还中毒未深，对李洪志编造的歪理邪说常常提出疑问，一起练习的同学告诉我，随着“层次”的提高便不会有疑问了。于是我就反复看，思想也愈渐痴迷，逐渐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满脑子“成仙”“得道”的思想。为此，院办主任、支部书记多次找我谈话，在支部会上批评我，可我都当作耳旁风。这时的我只是一名普通练习者，所以还能完成好学业。1997年7月，我三年五次获得奖学金，以全专业综合考评前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是在校专科生中为数不多通过大学英语国家四级的学生，加之从小学就开始学计算机，到大学毕业时我的计算机水平也是毕业生中的姣姣者，这使我得到全校的择优分配名额。
1997年8月，我在威海电信局参加工作，独身一人在威海，没有学业的压力，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法轮功”的练习中，仅两个多月便被任命为辅导员，到处教功、组织学法。单位领导重视我的才华，让我学好技术的同时做团的工作，被我拒绝了，对于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除非无法推辞概不参加，一下了班就没了影，为了参加集体练功，我从宿舍搬到办公室住，早晨3、4点便拎着录音机上练功点，晚上8、9点才从学法小组回来。在“圆满”、“升天”的诱惑下，修炼成了主业，工作倒好像成了业余。心里全是所谓“积功德”、“修炼”，对工作认为只要付出的劳动对得起工资就行，此外便无所求。同事也看到我很随和，对什么事不争也不追求，不与别人发生矛盾。现在想来，与其说是一个好人，不如说是一个怪人。
李洪志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松散管理。作为“法轮功”威海地区的骨干，到底有无组织我最清楚。可是为了给李洪志圆慌，我一直违心地说“法轮功”没有组织，其实“法轮功”不但有组织，而且是一个组织健全、规章详尽、分工明确、上下级责权清晰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用“法轮功”的歪理邪说统一思想，惟李洪志之命是从。组织虽然庞大，但尽在李洪志一人掌握之中，他说向东，没有敢向西，他说“辅导员必须是对‘法’理解最好的，最好是年轻的，···凡是不听话的，就要撤换。”我正是符合了这些条件，又对其绝对的崇拜痴迷，才一步步走到威海站副站长的位置上。
1998年初，我被任命为片上负责人，进而成为辅导站7名成员之一，都是由站长选定的，负责过“弘法”、“教功”、“组织学法”等多项工作。当时威海辅导站由烟台分站领导，站内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由烟台分站指导，济南总站也曾来过。当时威海地区荣成、文登、乳山各辅导站之间很少联系，但“法轮功”组织在威海发展迅速，济南总站也发现这一点，开始有意培养威海辅导站的力量。1998年潍坊全省集中学“法”活动中，我们辅导站参加人数很多，时间长达一周。
1998年8月，济南总站几名负责人亲自来到威海，用两天的时间组织市区辅导员学“法”，分小组交流意见，选定站长、副站长及工作人员。当时我由于工作太忙没有参加，在最后一天下午才赶到会场，得知被选为新成立的辅导分站副站长。威海地区从此正式成立辅导分站，直接受总站领导，负责市区、文登、荣成、乳山的全面工作。我也更忙了，除了市区的活动，还经常在各县、乡镇跑。每次开会，只有接到通知的辅导员才能参加，没有通知的原则上不许参加，一些事有明确的传达范围。其实就体现了“法轮功”组织垂直管理体系和严格的纪律性。
威海也发生过类似北京电视台的问题，事情起因是一名痴迷者精神病复发，自称要“圆满”了，李洪志要接他上“天国”，可以带几个好人一起走。此人将其父亲用刀砍伤，重伤邻居50多岁的妇女，并刺伤她儿子。此事在威海广播电台以“练法轮功，走火入魔”消息播发，在威海电视台以重大治安案件报道。在得知这些消息后，经过与总站联系，辅导站讨论，决定立即行动阻止这一事件的扩散，由我负责到各媒体做工作，于是通知了所有与新闻媒体有关系的练习者，给他们有关北京电视台、齐鲁晚报事件处理经过的材料让其散发。我自己也在一天之内跑了一家电台、两家电视台，告诉他们这不是练习“法轮功”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威胁如果播放有关消息将导致严重后果，报社方面是由其他练习者负责解决的。因为再没有出现类似的报导，此事才不了了之，但辅导站是有进一步行动准备的。这也体现了“法轮功”组织为维护其“名誉”干涉新闻媒体正常报道的事实。
潍坊开会时，总站传达李洪志的口信，要我们全面接触社会各阶层，注意向社会高层“弘法”。自此，向政府各部门、各级党委、离退休干部宣传“法轮功”也成了辅导站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也曾专门负责过，只要一位领导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可以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还专门组织这些有一定级别的练功者学习，向他们提供宣传材料。1998年12月，济南总站还专门组织全省负责人进行了两天的交流学习，我也赶去参加了。对于下级辅导站的工作，我们负责和安排也很细致明确，每月召开会议。当文登市辅导站出现问题，我们分站几乎全体赶到文登，组织长达几天的“学法”，统一认识，分组讨论，确定辅导站新成员。新任命的站长是位老干部，文化高、社会交往与影响力大，临走还嘱咐他们注意培养年轻辅导员。其实从威海分站、文登辅导站的建立上，已经充分暴露了李洪志的政治野心，这些被选定的人对其邪说绝对痴迷，惟命是从。年龄年轻化，学历高层化，社会活动能力强、接触面广是选拔负责人的基本条件，而初期老负责人，由于年龄、文化等原因，纷纷退了下来。威海分站5名站长，4人有大学文化，其中一名是教授，经济条件均很好，为我们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4.25”之后，为了对抗政府的说服、教育工作，辅导站高速运转，几乎每天开会，有时一天两次商讨对策。作为骨干，我与长春、济南、潍坊等地负责人、骨干广泛联系交流，搜寻各种“弘法”材料，复印散发。济南总站还专门安排这方面有经验的莱阳分站到威海帮助我们。“潍坊事件”虽然我没参加，但接到消息，我也通知了一些练习者向潍坊市委、市政府打电话施压。为了帮助各县辅导站开展工作，我也几次到文登、荣成召开会议，给他们最新“经文”和材料，交流经验，引导他们“弘法”、“护法”。
“7.22”后，党和政府作出了打击处理“法轮功”非法组织的英明决策，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屈服了。但心里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坚持练功，并秘密串联交流，鼓动大家走出来“护法”。当有些练习者询问我的情况时，我就告诉他们仍在坚持“修炼”，并从行动上真正走上了进京上方的路，我从互联网上载“经文”，一经传出，就会有人去复印、散发。而且各种材料来源及散发渠道多种多样，“法轮功”组织转入秘密化，具有地下活动的性质。“法轮功”之所以定为邪教组织进而又被定为反动组织，因为确实符合了邪教的特征及反动政治组织的性质。
回首几年走过的路，我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自己发疯般的行为将一批练功者带入了痛苦的深渊。我也由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沦为一名邪教分子，这是我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几年的青春年华、聪明才智都消耗在了“法轮功”组织的泥潭中，我写下这一切是想用自己深刻的反思，揭下“法轮功”组织伪善的面纱，揭穿其邪恶的谎言，让其罪恶本质大白于天下，唤醒那些痴迷者，早日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