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理邪教是法制社会的题中之义，法律是保障正常社会秩序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盾，法治社会绝不容许邪教肆虐。考虑到邪教问题的复杂性和民众对邪教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不仅要重视反邪教立法的探索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严格执法，而且要重视对依法治邪理念的宣传。在这当中，典型案例的充分利用是不可或缺的。

　　利用典型案例来说明邪教的巨大危害

　　由于邪教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有些民众对邪教的危害性认识模糊，利用案例进行反邪教宣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这部分人的认识。比如，“招远麦当劳杀人案”让人们看到了邪教和残暴和血腥；法轮功信徒制造的“天安门自焚案”让人们看到了邪教对信徒的精神毒害是多么的可怕；“华藏宗门案”让人们从教主吴泽衡身上看到了邪教的道德败坏和糜烂淫乱；教主敛财、信徒骗钱案件让人们看到邪教的核心“教义”就是非法牟利。大量的涉邪教案件，都伴有人身残虐、财产损失、家庭破裂、心灵伤害，事实是最好的“老师”，从典型案例来认识邪教的巨大危害，直观可信而易于接受。

　　利用典型案例来揭露邪教的丑恶性质

　　邪教是人类的公敌、社会的公害，这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悖文明的。这些都能够在典型案例中得到证明。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为了报复当局，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造成数千人中毒；美国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建立邪教王国，实施精神控制，导致近千名信徒在南美洲圭亚那琼斯镇发生的集体自杀事件中死去；“全能神”邪教专设“护法队”，曾在河南唐河县12天内制造8起抢劫、殴打案件，受害人被打断四肢、割去耳朵，其手段残忍令人触目惊心；法轮功邪教大搞巫术迷信，让信徒拒医拒药，宣扬除魔驱魔，酿成大量自杀、自焚和杀人的惨案。邪教教主或明或暗地煽动信徒反政府，制造政治事件，如法轮功组织阴谋策划的“4·25”围攻事件。典型案例告诉我们，邪教都是反科学的，大多宣扬“神功”、“异能”、“不药治病”等，实际上是愚弄信徒，让教主和邪教上层人物从中大捞好处。

　　利用典型案例来告诫人们要远离邪教

　　少数人认为，邪教离自己很远，既然“挨不着”，也就别操那份闲心。事实却是，邪教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必须瞪大眼睛小心防范。许多案例告诉我们，邪教诱人入彀，大多采用“胡萝卜+大棒”即“利诱+威胁”的手法。仅以涉全能神邪教案为例，就有《邱风莲：我被骗入全能神三件事》（凯风网2014-06-06）等典型案例可证。邱凤莲告诉我们三件事：一是“全能神邪教人员用9年时间骗取我们的信任，再骗我们信教”，这实际上就是“温水煮蛙”；二是“用扔钱的方法骗我成为全能神的忠实信徒”，这实际上就是“诱以小利”；三是“用2012年世界末日邪说恐吓我，骗我钱财做违法的事”，这实际上就是“胁以灾祸”。像《“实际神”骗走胡水仙夫妇53万》（凯风网2012-05-30）、《董艳娟：全能神骗走我们21万元》（凯风网2013-01-10）、《陈新爱：全能神骗走我18万元（图）》（凯风网2013-02-17）、

　　《舒思爱：敛财害人的全能神（图）》（凯风网2013-02-25）等典型案例，都形象地告诉我们，邪教是如何通过欺骗手法让人误登邪船，终至破财毁家的。此外，各种邪教制造“末日恐慌”、行邪作恶的例子也离我们不远。

　　 利用典型案例来证明法律的公正严明

　　 对于涉邪教案的处理，极少数人认识模糊。一方面，有人听信邪教谣言，将涉邪刑事案件看成是“政治报复”；另一方面，则有人认为将刑事案“挂靠邪教”是为了替嫌疑人开脱、减罪。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法律审视”来澄清。比如，最近结审的“招远麦当劳杀人案”。首先是庭审公开公正，控辩双方进行了极为充分的质证，在“众目睽睽”之下，任何所谓的“迫害”、“黑幕”都不可能存在。其次是判决于法有据，法官详细引用我国现有的法律条文，根据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适度量刑，判处被告人张帆、张立冬死刑,吕迎春无期徒刑；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航、张巧联有期徒刑10年、7年，结果公平公正，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再次是任何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庭审中,全面听取了上诉人、辩护人、检察员、被害人亲属的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充分保障了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参与招远血案的1名未成年人得以免于起诉，其隐私也得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上诉权利也得到充分尊重；庭审还对被告人所提“杀人行为是否为正当防卫”、“吕迎春名下巨额存款是否应当没收”等辩护意见进行了全面审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当然，典型案例在依法治邪中的合理运用远不止以上四点，更深入的探讨还有待于方家同仁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