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反邪教部门法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是邪教势力发展蔓延迅速，其危害性尚没有引起普通公民及国家层面足够重视。二是国家法治化进程的需要，反邪教和人权议题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国家层面的反邪教立法将有助保护人权。三是现在正处在合适的立法时机，劳教制度取消，新的刑法修正案将增加三年以下自由刑和经济方面的处罚，这对邪教的防范和惩罚仍然不够，对现行法律修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实践上看，法国日本等国的立法经验可供我国借鉴。
一、邪教到底是不是宗教？“邪教”一词能否成为正式的法律词汇
邪教的本质特征是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然而，邪教活动往往打着宗教的名义，实践中有时很难简单区分。如果立法不能正确区别邪教与宗教，就会导致邪教以宗教等合法名义进行各种实质危害活动 。西方学者大都视邪教为“新型宗教” ，仍属于宗教范畴，我国学者明确提出“邪教不是宗教”。邪教与宗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活动方式、追求的价值目标、产生的社会后果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 。根据我国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而非“信仰自由”或“宗教自由”，公民也不具有创立任何新宗教的自由，不允许任何所谓新宗教在我国发展。美国在立法中，基于形式上的自由主义，一律给予各教派同等合法的法律地位，忽视所谓“新兴教派”中诡异秘密的行为，只有在出现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之后才进行法律干预，往往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打击邪教时，仅仅关注邪教具体犯罪行为，而没有认识到其危害社会的本质，无视邪教本身，是美国邪教泛滥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法国、比利时等国政府和民间能够认识到邪教危害，立法中区分邪教与宗教，取缔邪教组织，才能从源头上根治邪教之弊。
“邪教”一词能否成为正式的法律词汇？从各国的规定来看，大部分国家并无“邪教”称谓，而仍将其纳入宗教（religion）的范畴。法制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汉英对照》译本中,将“邪教组织”翻译为“weird religious organization”,字面意思为奇怪的、诡异的宗教组织。此处用的是“religious”,也错误的把“邪教”归入宗教的范畴。其实，“邪教”一词在中华法系中自古就存在着，在儒家传统思想统治下宗教一直都处于附属地位，因此，将冒用宗教名义的教派定为“邪教”并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是得到大部分公民的拥护和支持的。
二、妥善处理宗教自由与打击邪教的关系，避免人权问题授人以柄
由于邪教和宗教的特殊关系，对邪教的认定和打击与人权保护的争议也从未停止。美国从其国内法的现状出发，过度保护所谓的宗教自由，不但其国内没有限制宗教的立法，对于他国的反邪教法律也横加指责。不少欧美国家畏惧于人权议题，在宗教自由的保护上也过于保守，仍然坚持数个世纪之前“
从法律上讲，公民宗教自由应得到保护，然而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没有无限制的自由。当宗教自由超出思想的领域，表现为一定的社会行为时，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据《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宗教信仰自由包含以下两个层面：信仰的自由和表达信仰的自由
在认定邪教时要注意，邪教组织不合法不等于所有信徒都是罪犯，更不能不能视为犯罪集团一律予以制裁。邪教信徒数量众多，绝大部分是受骗的，处于受害者地位，应给予受害者的法律保护，取缔和惩处邪教犯罪，正是为了保护受害信徒的基本人权。
三、正确处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防止法律问题政治化
在政党执政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拥有同样或类似的效力。我国长期实行“政策至上”，重政策轻法律，甚至以政策代替法律，这些政策文件在立法法中没有任何地位，但在实际工作中有强制力，必须遵守。在反邪教的实际工作中，法律、法规、规章内容较少，党委部门的政策占的分量较大。比如针对“法轮功”邪教，实践中运用最多的是党的“团结、教育、挽救”政策，即使邪教信徒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只要达到政策中规定的“教育挽救”，也可以“法外施恩”，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这些政策规范随意性较大，缺少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稳定性。有的政策规范的内容较为原则、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度和量，导致同一性质的事件在不同地方处罚不同，甚至在同一地方时间不同处罚也不相同。
邪教组织具有其特殊性，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反动”本质，往往把反对和推翻执政党的统治作为其宣传口号，比如，“全范围教会”谩骂党和政府是“仇敌”、“魔鬼”、“ 红衣怪兽”，煽动信徒“与那些执政掌权的恶魔争战”。“法轮功”李洪志为了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庇护，把信徒当棋子，以反对国家和执政党作为求得“圆满”的筹码。由于很多邪教组织具有反动政治色彩浓厚这一特征，导致国家在制定反邪教法律的时候，有着邪教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很多规范通过政策来解决，而忽视了法律的约束力量，甚至不知如何运用法律对邪教的反动性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