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宗教 

　　看到这个讲题，大家首先想知道的很可能是何为宗教或宗教是什么？也即给“宗教”下个定义。但是这的确很难。自19世纪末西方的宗教（religion）一词产生以来，对宗教的定义甚至比宗教现象本身还要多样。而我们是中国人，尽管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宗教概念来自国外，宗教这个词却古已有之。那么我们首先从词源上辨析一下汉语语境下的“宗教”。

　　（一）宗，是什么？教，是什么？——汉语“宗教”语意的演变 

　　在古汉语中，宗教原本是两个单字的词，据《说文解字》：“宗者，尊祖庙也，从‘宀’从‘示’”，“示者，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即古‘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示”作部首多与祭祀、礼仪相关，含有对神灵及人类祖先尊敬崇拜的意味。教指教育、教化，上施下效，侧重以神道设教，强调把对神灵和祖先的信仰崇奉作为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

　　到公元10世纪，宗、教二字连用首见于中国佛教典籍，如《续传灯录》：“吾住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君。”不过佛教讲的“宗教”又与古汉语有别，宗即宗门、宗派，特指禅宗门下，教即佛陀的教言、教法，泛指总体的佛教，教的概念比宗更大。之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宗教学的崛起，并伴随其他西学传入，起初是日本学者借用汉语“宗教”一词翻译英语的“Religion”，中国学者沿袭这种用法，遂以汉语“宗教”对应于英文“Religion”，与古汉语或佛教含义的宗教都相去甚远。

　　接下来我们再从词源上看看英语“Religion”的来历。

　　（二）英文中宗教的单词解析，religion从拉丁词“re”和“legere”演变而来的意义。 

　　英文Religion始见于13世纪，源自诺曼时代在英国所用的法语词汇religium，词根可追溯到拉丁语“Religio”，原意为对上帝或诸神的崇敬信仰，以及神人之间的结合修好。也有人认为，Religion是由拉丁词“re”和“legere”演变而来，意为“再”和“聚集”，也即一群人为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可见，“Religio”与近代西方宗教概念有关连却不等同，中世纪欧洲人不会用Religio称呼伊斯兰等异教，今日英语Religion却可用来指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宗教。

　　（三）什么是宗教 

　　而现代语汇的Religion（宗教）——就我的理解，乃是指对神明或神圣性超越性以及致圣之道的信仰遵从，体现在人对宇宙、社会及人生命运，特别对生存的最高价值和生命归属，有基于其信仰的确定认知且奉行不渝，强调终极关怀，通常包括信仰仪式和信仰实践，并以道德准则调整自身思想言行趋善断恶、修身养性及至超凡入圣，赋予道德不同于世俗法则的信仰意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还曾指出，就思维方式言，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植根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

　　宗教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核心是一套信仰体系，集中表现为人们意欲超越有限之时空追寻无限永恒的信仰，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冥冥中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如中国俗话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因而对之敬服、膜拜，以求消除灾祸，得到永久幸福。

　　我国宗教学者吕大吉先生主要从发展成熟的制度化宗教的社会属性着眼，将宗教定义为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体系。由这一定义提出“宗教四要素说”，即宗教观念（或思想）、宗教感情（或体验）、宗教行为（或活动）、宗教组织与制度。前两种是内在因素，后两种是外在因素。

　　也有人将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的特性分作三个层面，其一为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教义），二为宗教的崇拜行为及礼仪规范（教仪），三为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教团）。简言之，即教义、教仪和教团。此说简洁明晰，判断是否宗教，可由这几个层面去观察。

　　（四）宗教的类别 

　　通常分作原始宗教、世界宗教和民族宗教三大类。原始宗教包括图腾崇拜、巫术和万物有灵观念等，在某些原始民族部落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世界性三大宗教为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主要的民族宗教如道教、印度教、犹太教、耆那教、锡克教。另从教理特色和发源地划分，则有西方宗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东方宗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从信仰对象划分，有一神教和多神教，抑或不属这两者的宗教。从流传时间看，分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从是否体系完备、是否被纳入规范管理看，分正统宗教、民间宗教（信仰）、民俗宗教（信仰）。

　　二、对待宗教的误区 

　　（一）对宗教过于敏感 

　　长期以来，一谈到宗教问题，就有声音认为这是敏感话题，不能讨论，更不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来评价宗教，好似只有对宗教的“批判”或“批评”才是“正确的”、可被允许的。国内公开媒体关于宗教的话题很少，公众论及宗教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宗教的传统偏见。这可能源于主要从政治角度探讨宗教和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很重要，但并非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全部。人们较多从负面意义谈论宗教的社会作用及其与政治的复杂交织，从而使宗教成为中国社会的“另类”，造成了宗教认识及其问题的政治敏感、社会敏感和文化敏感。全社会，包括政府官员、各阶层人士、媒体甚或普通百姓都是如此，动不动就与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挂勾，视作洪水猛兽般，谈之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而宗教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社会精神文化现象，还将长期存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特殊的复杂性。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对信教或不信教的都应一视同仁。信教群众首先是国家公民、社会成员，这点与其他公民或社会成员并无二致。信不信教也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只要不妨害他人和社会，理应受尊重，而不应戴有色眼镜来看。而且就重精神的层面来说，有敬畏心虔信心应好过利益至上物欲横流无所敬畏。

　　（二）对宗教缺乏了解、管理不到位 

　　许多人对宗教缺乏了解，社会也很难找到正常了解宗教的渠道，以至不信教者一听宗教就觉得非常神秘或认作迷信，视信教者为异类或不正常。其实，宗教是个“平常事儿”，民众应以平常心看待宗教，以包容心态吸纳宗教，欢迎宗教信众融入社会，使宗教生活回归常态，这样才能让宗教问题真正“脱敏”。

　　宗教有其历史传承，但其本质乃由其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当代中国宗教及宗教人士基本是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长的，理应将之视为社会的存在部分，作为自己的肌体和构成来对待和保护。对宗教的发展和成就当做自己社会的发展和成就，对宗教出现的问题也要做为自己社会的问题来处理。所以说，对宗教应采取“待己”的方式，使宗教融入我们社会、文化、政治的整体中，让其得到有序、正常的社会管理和发展。至于目前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所谓宗教“乱象”，从管理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对相关宗教以“推出去”的态度，形成无人过问、无人管理的局面，故而“乱象”频生，或是以一种“敌情”、“敌意”将之作为“另类”来处理，致使“险象”不断。

　　（三）宗教扫盲及脱敏 

　　而今中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也已发生重大变化，以一种科学、客观、实事求是、文化自知的态度来分析、评价宗教与我们社会、文化的古今关联，把宗教视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寻常现象和一部分群众的精神需求及精神生活，看到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对宗教的积极引导和宗教与之的积极适应。使宗教“脱敏”，就在于我们要正确认识、积极引导和科学管理宗教。不可否认，宗教中仍存有消极、负面的因素，但社会其它领域同样也有负面、消极现象存在，故此对宗教应该持积极引导的态度，而没有必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过于突出、夸大宗教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宗教的社会认识和文化认同已取得很大进展，在政治领域对宗教也有“团结合作”的取向，但与此同时还应该消除对宗教的意识形态歧视。以平常心看待宗教，视宗教为我们社会的正常现象，而不再谈“宗”色变。这是我们中国今天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由此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宗教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慈善公益、社会服务、生态保护等作用，对文化文明的传承和弘扬作用，以及净化人心、精神安抚、境界提升等作用。

　　先令宗教初步脱敏，才有可能采取多种方式和渠道向大众进行宗教扫盲，从而稳固脱敏成效。

　　三、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宗教和邪教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反对邪教的同时，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正确对待宗教？

　　对宗教的界定大致如前。依据我国法规，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国外学者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以“危险性”来界定邪教：一个团体，利用科学、宗教或治病为幌子，掩盖其对信徒的权力、精神控制和盘剥，以最终获取其信徒无条件效忠和服从、并使之放弃社会共同价值观（包括伦理、科学、公民、教育等），从而对社会、个人自由、健康、教育和民主体制造成危害，即为邪教。

　　具体而言，邪教与宗教的区别主要在：

　　（一）反正统性，崇拜对象不同。 

　　传统宗教的崇拜对象都是超人间的“神”或神圣性或终极理体，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佛教之佛，道教之道，等等。这些宗教的神职人员并不代表神或真理、神圣性，也不会被当作偶像来崇拜。但如法轮功等邪教，都有一个被神化的教主，集神权教权于一身，扮演着世界创造者、主宰者和救世主的角色，又是真理的代表，高出一切，宣扬自己种种特异能力，迷惑信徒。

　　（二）伪善性，信奉教理不同。 

　　正统宗教有完整的教义、仪式、经典等，导人正信、劝人向善、令人心安。法轮功等邪教的教义等则不成体系，往往剽窃篡改其他宗教教义或其他学说理论编造歪理邪说，将人引向邪途伪善。

　　（三）宣扬具体的“末世论”，终极归趋不同。 

　　传统宗教宣传的“末世论”，一般都没有具体期限，因此，它们虽然也有“大灾大难”、“末劫”、“世界末日”之类的说教，但仍会以相当注意力关注人类现实生活，通常不会导致极端行为。法轮功等邪教渲染的“末世论”则具体到年或某年某月，甚至细到某年某月某日，以之蒙骗、恐吓信徒，夸大教主“神力”，称他为拯救世界避免灾劫的救世主，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使其易走极端。

　　（四）秘密营私，组织形式不同。 

　　传统宗教的活动及其场所大多是公开的，在教务管理方面一般比较民主化，宗教戒律也大多与世俗道德法律相符，信教与否也属自愿。法轮功等邪教却是秘密结社，组织结构大致相同：都是典型的金字塔型结构。“精神领袖”为塔尖，与塔底的广大信众相距遥远，由中间的“中层领导”上下沟通。每个层次都有拥有不同权力的不同角色，构成极复杂的组织结构。这样一种结构能使“精神领袖”高高在上的同时有效控制整个组织。信徒若想“再上一个层次”，将视他们对“精神领袖”的忠诚程度而定。由此往往导致信徒走极端，作出自杀、集体自杀或谋杀等过激行动。从历史上看，这已是邪教的一个规律。

　　（五）反人类反社会，与社会关系不同。 

　　传统宗教力求与社会相适应，讲求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如佛教讲“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教人慈悲、包容；基督宗教讲“荣神益人”，教人博爱、忍耐，对人能起到一定精神安慰、扶助劝勉和鼓励作用，还有稳定社会功效。法轮功等邪教则宣扬人类社会及“丑恶”，只有加入邪教才能净化灵魂。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利用包括恐怖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危害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六）反政府，政治诉求不同。 

　　传统宗教都宣扬爱国爱教，如佛教就讲报四重恩，还讲“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督教也倡导基督教徒应做爱国的好公民。而法轮功等邪教却是与政府对抗，尤其是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图谋夺权并想取而代之的邪教，或者是被某些国内外敌对势力用作工具的邪教组织，其破坏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颠覆执政当局的意图昭然若揭，在现实中也作恶多端，罪行累累。

　　以上归结起来就，最根本的就在“邪正有别”，要判断某种组织是否邪教，就看其教义教仪教团是否“邪”，如是邪信邪知邪见邪行伪善，必危害社会和他人，酿成邪恶后果，是即为“邪教”。

　　一句话，宗教与邪教完全不同，二者有着明显的本质区别。实践证明，防范和惩治邪教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惩治邪教与维护宗教完全一致。但不能混淆宗教邪教的差别，因反邪教而否定宗教。

　　四、宗教的魅力与魔力，不同宗教之差别 

　　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导人向善，所谓“万善同归”，所有的宗教都源出于对永恒终极存在的追寻，源出于对未来不确定尤其是死亡不可知的恐惧，也都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信仰践行方式而能令人安顿身心、免于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这是对个人而言。对社会而言，所有宗教都有净化人心、提升境界、慈善公益、生态环保、传承文明等作用，这些都是相似之处，也是宗教的魅力所在。

　　其不同在于，仅就信仰对象，以及对宇宙人生和生命归属的认知上看：

　　佛教产生于印度，分南传北传两个路径传入中国，北传一路又分藏语系金刚乘和汉语系大乘佛法。南传则为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又称声闻乘或小乘，主要在我国云南和东南亚各国。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又逐渐发展出中国佛教大乘八宗，现以禅净二宗为主（禅宗又分出五家七宗），特别是净土一门三根普被。但总体看来，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可算无神论，因其并不认为有永恒不变操控生死的外在创世神灵（就算有天道仙神，也属轮回众生），反倒是讲无我无执、三法印、自皈依，讲缘起论和因果观，讲诸法实相、明心见性，认众生皆有佛性，皆可觉悟成佛或得证圣果解脱生死。

　　基督宗教则是一神教，相信有一个永恒万能的上帝或天主或神创造世界的一切也创造了人，也相信依靠上帝或天主或神的恩赐而能免除生死原罪而能上升天国，同时因爱上帝或神而爱世人，一切都是上帝或天主或神的恩典，悉皆归于上帝或天主或神。此外，中世纪基督教曾有“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三大命题。基督宗教分天主教、东正教（这二者并无教义和神学上的原则差别，只是争议谁为正统）和基督新教。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相比则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教会作用的理解上：

　　天主教认为教会是绝对权威，是信徒与天主或神的中间人，是替神向人类传布教义的使者，是圣经在人间的唯一解释者，同时认为信徒离神很远，中间不仅需有基督做中保（中间人），还需圣徒在神面前代求、尤其是圣母——玛利亚的代求、做中间人。新教认为圣经是绝对权威，认为人人都有出于对上帝的信仰，信徒可以通过圣经以及自己的忠诚信仰而与上帝直接沟通（因信称义），人和上帝的中保只有耶稣基督。不承认玛利亚是信徒与基督的中保（中间人）。无需圣徒在上帝面前代求。玛利亚和使徒都只是人是受造之物而不是上帝。信徒只敬拜造物主上帝。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以“道”为终极信仰，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以老子为教祖，称“太上老君”。再者，道教属多神教，神灵体系庞杂多端，其神仙的排列次序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王权统治体系，民间道教多以玉皇大帝为主祀神灵（但并非创世神，人也不由他造），同时遵奉比之更高的三清（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以道为本，一气化三清），或另尊真武大帝等其他多种神灵，各随所好。道家讲究“仙道贵生”，其修炼目标是肉体成仙长生不死，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以修仙得道为最高价值（得道即意味着成仙），但为成仙仍得辅以世间善行，追求现世生活的美好，鼓励信徒积极生活。

　　宗教的魔力怎么说呢，最怕迷失理性陷入盲从，由盲信盲从滑向非理性和极端化。所谓正邪一念间。

　　这方面正信的佛教相比其他宗教更完备些，因佛教讲般若智慧，佛陀还曾说“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四依法，告诫信徒对无论谁讲的都应该理性对待、正确审思。

　　五、宗教与信仰的关系以及信仰与生活的关系 

　　（一）宗教与信仰的关系 

　　关于宗教如前所述。信仰，包括宗教信仰，首先都是个人化的，是个体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和关怀；同时也是社会化的，与全社会息息相关。说信仰与全社会相关，是因为一个健全、稳定、和谐的社会在精神生活领域应该会有共同信仰价值存在。个人信仰是个体的精神标高、精神归依，那么社会的共同信仰就应该成为全社会的精神标高、精神归依，或说一个社会的共同信仰就是其软实力的核心所在。如十七大报告曾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即可理解为确立社会共同信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信仰既涉及个体生命的安顿与否，又与民族文化复兴、与人类生活都有莫大关联。

　　什么是信仰？《汉语大词典》界定为“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我个人认为，信仰应该超越具体的人或事，也不应该以物质为对象，（因此可以说信仰某主义或某宗教，但不能说信仰某人、某物乃至说信仰金钱），信仰更主要是反映人类精神生活的高度，体现在人对宇宙、社会及人生命运有确定的认知，尤其反映在对终极关怀、终极价值的取舍上。某种意义说，信仰的建立略同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不同的信仰取向必然体现出不同的三观。也有人说，信仰本质上是对万事万物存在惟一性真理的坚信不疑的认定，意义与此相近。

　　北京社科院曾经从心理学角度对北京城区市民精神信仰状况进行调查，他们对精神信仰的定义是：精神信仰是价值观最核心的终极状态，处在价值体系的最高位置，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观念的凝聚，同时，它对人的社会心理起着重要的调节和支配作用，对自我和社会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导向作用，对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力。他们这里对精神信仰的理解与我前面讲的信仰略有不同，但也有相一致的地方，而且同样承认信仰对个人及社会的重大影响。

　　显然，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但宗教的核心成份无疑是信仰，何况，宪法也明文规定说宗教信仰自由，并没使用意义更宽泛的信仰自由一词。这也是多数时候提到信仰就会联想到宗教、甚而将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所在。信仰虽不等同于宗教，不过宗教的确最集中地反映了人的信仰归属。然宗教所不同于其他信仰之处，则在于其对超越性价值的体认和追求，特别是对永恒之思和终极关怀的重视。

　　那么我们可以从宗教中吸取什么？即是生命或说生存的意义、个体身心的安顿以及精神生活的取向，立足当下、着眼高处，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如取舍得当，宗教或说任何一种信仰都能为我们提供更大的视野、更高的眼界。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只是物质化的存在，无异行尸走肉；一个没有社会共同信仰、没有共同精神家园的民族也就没有内驱力，谈何实现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

　　（二）信仰与生活的关系 

　　关于生活与信仰。你尽管不去想，但我们的生活确实与广义的信仰紧密相关。若从信仰主体看，大致可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分成个人信仰和社会共同信仰两大类；而从信仰内容看，则可分成宗教信仰与非宗教类信仰两大类，在非宗教类信仰里又可从所信仰者的倾向性分出政治信仰、国家信仰、道德信仰、文化信仰及至法律信仰以及其他对某种主义、理念的信仰，如对民族主义的信仰等，不一而足。然则信仰一词，首在“仰”，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景仰敬仰而信奉信从。故此，类似“家庭至上、健康至上、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等庸俗低级或即便不算低级也称不上目标高远的观念不宜以信仰言之，而最多可说为观念理念或信念。

　　共产主义作为信仰可以看作是政治信仰，明显与宗教信仰不一样、不在同类型。而儒家若说成信仰同样与宗教信仰不同，它可说是道德信仰，虽然宗教并非不重视道德问题，但对道德的推重却不是宗教异于其他信仰之处。民族主义信仰指个体坚信人类无论什么民族都是平等的，人有义务回报自己的民族，其他优秀民族办到的事我中华民族也能办到；国家和政治信仰是指个体坚信国家现行体制的合理性，相信政府将领导国家更加富强，国家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前提。这些大都可称作个人的社会信仰，以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民族强大作为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和个体生活的重要目标。

　　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世界、社会、人生都应该有自己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对国家、民族、社会政治生活、家庭、健康、财产等都应该有自己的认识，所有这一切有机构成他的整个信仰体系。即便一些在国家、民族、政治等方面有所信仰的人可能不信宗教，但信宗教者却不可能回避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国家、民族、社会、家庭、健康、财产等问题。所以说，信仰实在与我们的生活联系紧密。当然这都是指广义的信仰。狭义的信仰往往归结在宗教信仰上，那就只与部分人相关了。

　　六、怎样才能使自己过得更幸福？合适的信仰可否令人更幸福 

　　（一）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三十年前1984年第二届春晚，殷秀梅一曲《幸福在哪里》唱响举国上下、大江南北。这首歌告诉我们，躲在柳荫下温室里不可能享有幸福，需要洒下晶莹的汗水凭借辛勤的工作、艰苦的劳动才能取得幸福。这首歌还告诉我们，仅仅在月光下徘徊白日里梦想也不可能拥有幸福，而要精心耕耘，深入知识宝库凭借闪光的智慧才能取得幸福。说的就是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勤劳智慧才能创造幸福，多劳多得，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幸福不可能凭空白白拥有。

　　究其实，幸福更多是个人内心的主观感受，其他人其他事虽会有影响，但你尽可以自己掌控不受或少受外境影响。物质的富足不意味着主观上就一定感到幸福，以指标或数据量化幸福也几乎不可能。

　　.《佛遗教经》说：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

　　知足，是说对既得之物，不嫌其少，不生悔恨，此为守道之根本。世间罪恶，人生祸患，都起于贪念私欲，由心无厌足导致。所以佛教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获得多少，而是对拥有的能珍惜几分。《出矅经》说：“知足第一富”。能知足感恩的人才是世间最富贵的人。能够知足、不忮不求，就是至上的幸福。“勿羡他人富，勿悲自己穷，知足心常乐，无求品自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佛遗教经》“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与此同理。

　　当然，倡言知足，并非少富即安不事工作，一味懈怠等靠要，而是指在努力做事的前提下，对已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感恩珍惜，善于调控情绪、提高修养以能随时葆有淡泊少欲知足的心态。

　　（二）怎样才能使自己过得更幸福？ 

　　决于要享有幸福，归结起来就是：

　　1、苦学本领、提升眼界、踏实肯干、取财有道，而能尽量免于贫穷

　　有知识有才干有眼光，能决断什么样的行业或方法适合自己，可以带来更好收益使物质充裕事业成功，同时按选择的方向努力去做。这就是智劳兼备，福德智慧资粮都具足。况且，自助者人恒助天亦助。

　　2、修养身心，自我掌控，不为物役，不随境转，自作主人自有福乐

　　在以智慧取舍努力劳作的前提下，不论成败如何、不论拥有多少都能常怀感恩、知足，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幸福就能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对离退休一族，重点显然在后者。

　　（三）信仰与幸福 

　　若问合适的信仰是否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正确正当合适的信仰能助我们增长智慧、锤炼心性，使我们在事前有足够警醒作出明智选择，事情进行中能更专注更平和提高做事效率，事后也有良好心态宠辱不惊，即便事不成亦不会令其更恶化。如此，幸福必与您常在。

　　一个成熟的人理应掌握自己幸福快乐的钥匙，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幸福，反而能将快乐幸福带给别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快幸福乐的钥匙”，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交给别人掌管！

　　譬如，一位妈妈说：“小孩不听话，我很生气！”她把幸福快乐的钥匙交在孩子手中。一个年轻人说：“领导不赏识，我情绪低落。”这把钥匙又被塞在领导手里。一位老人说：“媳妇不孝，我真命苦！”

　　这些人都做了相同决定─—就是让别人来掌控他的心情！

　　当我们容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我们便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对现况无能为力，只会抱怨、愤怒。我们开始怪罪他人，并且传达一个讯息：“我这样痛苦不幸，都是你造成的，你要为我的不幸负责！”此时我们就把创造幸福生活的重大责任，推给别人或说外境──即要求他人使我幸福快乐。自认自己无法掌控，只能可怜地任由他人摆布。这样的人令人见之不喜，甚或望而生畏。

　　总之，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掌握住自己幸福快乐的钥匙，他不必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他情绪稳定，能为自己的心情负责，和他在一起是种享受，而不是压力。

　　而一个真正有虔诚信仰的修行者都应是学作自己的主人，不被环境、物欲左右。如圣经教我们的“常常喜乐，凡事包容，凡事感恩。”更何况，能葆有一份虔信的心境，本身即已是无上的幸福。

　　试问你的幸福在哪里？在别处吗？快去把它拿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