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物，他开创的儒学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而且至今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儒学经学在孔子之后，在两千多年的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指导力量，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延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学说含有多面性，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需求，从孔子学生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孔子及其儒学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全面的，深远的，它塑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至今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

　　一、孔子的宗教观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相信并崇拜超自然地神灵，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宗教产生在史前社会后期，最初的宗教形式被称为自然宗教。孔子时代的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宗教，只有对天神、地祗、祖先崇拜等原始意义的宗教。孔子的宗教观体现在对天命、鬼神的看法上。

　　关于天命。孔子较少说天命，“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孔子对殷周以来弥漫于社会的宗教天命论，处于既敬重又存疑的矛盾状态。

　　孔子所谓“天”，有时指主宰一切的具有人格神意义的上天，他提出“畏天命”，说“获罪与天，无所祷也”。有时又指广袤的自然之天，他说：“天何言哉，四市行马，白驹生马。”这反映了春秋时期正处于关于“天”的观念变动时期，即由“主宰之天”逐渐向“自然之天”过渡。

　　关于“命”,孔子是肯定的，并且认为天命是可知的。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并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不过孔子所谓的“命”，并不是指上天的绝对意志和命令，而是一种人力无法挽回的历史必然性，无可奈何的叫作命。孔子所说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即是指这种必然性。可是孔子又不认为人是无可作为的，相反，他主张人在“命”面前应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关于鬼神。宗教离不开鬼神，而孔子及其儒家是如何看待鬼神的呢？在儒家经籍中，鬼神指人死后而存在的灵魂。“上下神祗”，上指天神，下谓地祗。对于鬼神，孔子既不否定，也不迷信。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乎鬼神就在面前一样。

　　从人事与鬼神相比较，孔子注意现实，重人事而轻鬼神。子路问他怎样侍奉鬼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孔子对死的看法，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谈论鬼神和死后事，是孔子也是儒学对鬼神的基本态度。

　　对于祭祀，儒家认为，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祖先曰“享”。孔子强调祭祀要诚心诚意，认为通过祭祀可以培养人们的诚意和敬顺的道德情操，祭祀祖先可以培养人子的孝敬品德。“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必须按照宗法血缘关系有序地进行，“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子反对这种祭祀。显而易见，儒家把祭祀祖先、鬼神视为实施伦理教化的重要手段。

　　孔子还用中庸思想来看待人与鬼神的关系。墨家有鬼，道家无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无神论，也可以引申出有神论。儒家这种对鬼神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论的因素，其基本精神是人学而不是神学，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进步。对此，鲁迅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论鬼神。”

　　总之，孔子的宗教观，特别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还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方式。

　　二、儒学影响下的中国宗教特点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长期主导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意识，受此影响，中国的宗教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和特色。

　　1、宗教种类多，信徒占人口比例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从世界宗教到原始宗教（如萨满教）同时存在。另外，中国历史上还曾长期存在众多的民间宗教（民间教门），有学者称之为亚宗教或准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外来的，但外来宗教一经传入，即与中国的悠久文化传统相互影响或融合，成为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宗教，道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也已经布到与中国邻近的亚洲各国。

　　尽管中国宗教种类繁多，历代统治阶级也对各种宗教也大都采取支持，保护的宽宏态度，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法社会制度，特别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重现世，重伦理道德，这同崇拜自然力量的宗教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对宗教发展和社会作用的发挥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就宗教教徒而言，在全国总人口中，历来居少数，只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绝大多数人信教，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像西方那样曾占有“国教”地位。

　　2、王权大于教权。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主张以德治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思想一直被历代统治者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均秉承西汉大儒今文经学派创始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学说，视自己为受命与天、代天治民的“天子”。居天子之位，王权高于神权。他们既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又保持一定距离，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情形（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在皇权统治下各种宗教并存，也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

　　3、宗教信仰的功利主义倾向。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所决定，宗教对整个中华民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像西方那样如此广泛而深远。另外，儒学重现世、重实际，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务实的特点，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宗教的面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信，无事不信。为了求德庇佑，不论是儒释道，不论是鬼神上帝，还是菩萨圣母，都可以信仰膜拜。临时抱佛脚，见庙就烧香，逢神便磕头。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功利主义信仰特点，一直延续到当代。特别目前在农村信徒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们根本弄不清耶稣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亚当、夏娃是谁，一般也不关心“来世”与“天国”，他们关心的是解决现实困难。在这方面，膜拜团体更善于摘取宗教经典中的只言片语来生搬硬套、比附群众现实生活，更能贴近现实生活提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作出一些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更能使一些人暂时得到精神满足，从而有更大的吸引力。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困惑比较多，一些人容易心理失衡，更容易被邪教俘获。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膜拜团体的塑性作用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膜拜团体，大都具有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道德的共同本质，这是膜拜团体的一般特征。但是花样众多的膜拜团体也并非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滋生的各种膜拜团体又各有特点。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当代膜拜团体，大体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教义文化特征——封建迷信文化糟粕的沉渣泛起。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积淀甚厚，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例如，作为文化主体的儒学，虽然其根本精神是重实际，重现世与人事的，但对天命、鬼神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为神鬼迷信的糟粕文化留下了生存空间。同时，汉代儒者创立的谶纬之学，借天道说人事，借孔子之名合法地传播迷信，把儒学宗教化，把儒学引上歧途。后虽经隋代严厉查禁，但已流传数百年的谶纬迷信不是一道禁令可以解决的。对于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膜拜团体反其道而行之，用文化糟粕拼凑自己的教义，蛊惑蒙骗信众，诱导信众在“神圣”的旗帜下走向邪恶的深渊。膜拜团体制造传播的迷信邪说，纯粹是腐朽文化垃圾，绝对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华。

　　第二个特征是，制度文化特征——封建专制主义的基因复制。在中国，皇帝退出历史舞台已经有一个世纪，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文化垃圾，仍残存在中华土壤中，而且不同程度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当代膜拜团体中死灰复燃。完全可以说，当代膜拜团体是封建专制主义基因复制出来的。膜拜团体是一个地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教主等于活神（神权）加皇权（政权），而教众则是被精神控制洗了脑，甘愿为教主奉献一切的臣民，没有任何民主气息可言。因为膜拜团体极具封建性、腐朽性、落后性，所以它反对任何社会进步，主张倒退到教权加皇权的统治。极端仇视社会民主，逆社会潮流而动，是当代中国膜拜团体的又一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行为文化特征——觊觎政权的政治色彩鲜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状况迅速恶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妥协性多于反抗性，保守性多于进取性，实证意识、理性主义、科学精神相对薄弱等原因，不仅没有孕育出现代科学技术，而且对现代文明感知迟钝，对西学东渐应对乏策，在东西较量中败下阵来，一蹶不振；西方先进文化传入，民主与科学思潮兴起。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儒学改革开放以来失去了昔日的风光，但新的社会价值观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各种膜拜团体趁虚而入。当代膜拜团体继承了反动会道门的衣钵，一方面打着宗教的旗帜，一方面对世俗政权垂涎三尺。中国当代膜拜团体的教主，大都有极强的政治野心，他们建立的邪教组织，有着夺取政权的浓重的政治色彩。有的在建立之初就有这种政治图谋，有的在发展过程中滋长了权欲，或者别有政治背景的人的介入把他们引向对抗现存政权的道路。

　　四、人类共同伦理的底线

　　伦理一词，在《辞海》中这样解释：“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各种道理和准则。”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崇尚道德，所以道德也被称为伦理文化。德克•布德教授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冯友兰教授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孔子及儒学同样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孔子的“仁”学既是政治思想又是他的伦理学说，孔子把“志于道，据于理，依于仁，游于艺”作为他的伦理思想的总纲。受儒家思想熏陶，中国古代留下了许多以道德为中心的理论文化名言，如“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尝”；“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德不孤，必有邻”等传统箴言，都是对以道德为中心的伦理文化的有力推崇。简单概括儒学伦理的核心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仁爱之道。“仁者爱人”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伦理学说的基础。《中庸》引孔子的话：“仁者，人也。”孔子所说的伦理意义上的道是指人道，是做人必须遵循的总原则总目标。道见于具体行动就是德，德是一切行动的根本，德从属于并依附于仁，符合仁的就是道德行为。仁讲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主要内容是爱人。在这里的人是一个泛称，是一个人类的概念，也就是说要爱所有的人，也就是如今经常说的“博爱”思想。只有爱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才会爱你，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安定，其乐融融。而现在的一些膜拜团体动辄就自杀自残、甚至杀害他人，违背仁爱之道，是对人性和人权的践踏。

　　二是中庸之道。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难道不是最高的原则吗？所以说，中庸之道也是孔子理论学说的核心之一。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庸呢？概括地说：中就是不走极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就是不唱高调，实实在在。中庸为什么是道德境界呢？中，首先是正，中则正，正则中，叫“中正”。这里的正，包括正直、正派、正义、正道，当然关乎道德。其次，中庸也是一种修养。不卑不亢，不即不离，不偏不倚，不疾不徐，这些都是修养，都要靠修养。修养达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境界，叫做“平和”。或者说，中庸就是“中正平和”，中就是不偏不倚，正就是不左不右，平就是不高不低，和就是不异不同。在儒家学说里面，中庸之道被认为只有修养很高的人才能做到。古今中外的膜拜团体大都走极端，宣扬“世界末日”，宣扬“现世成佛”，利用诱骗、蛊惑、威胁，甚至利用恐怖手段拉拢、控制信徒，稍微遇到反对意见便群起而攻之，这显然违背了中庸之道提倡的不偏激、不走极端的社会伦理底线。

　　三是诚信之道。古人语：“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家也特别讲诚信。诚，真诚真实，真诚实意，诚的本意是信，指言谈处事真实无妄，诚实无欺。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以为贤者必备的五常之一，他强调对人处事诚实不欺，言行一致，敬事而信，谨而信，可见诚信在儒学中的重要性。诚信，作为当今社会交往的道德底线，也被世界各国所承认和遵守。当今的膜拜团体，为了骗取信徒信任，片面夸大社会阴暗面，极力美化自己，鼓吹可以把信徒带到极乐世界，更有甚者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编造各种荒谬谎言，大肆进行舆论污蔑和攻击。

　　四是孝悌之道。孝，指还报父母的爱；悌，指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孔子非常重视孝悌，他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他在《论语•学而第一》中说：“孝弟（弟同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也是一种道德标准，是人伦的核心与根本，称为孝道。孝道在其它各大宗教教义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孝”的重要性仅次于礼拜真主。基督教认为“上帝没办法照顾每一个人，所以创造了母亲”，所有的民族，都对生养自己的父母抱有朴素的感恩之情。而一些膜拜团体却惨无人道地使信徒抛弃一切亲情，包括母爱，法轮功信徒傅仪彬杀母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所谓的膜拜团体大都不遵守社会法律，不遵守人类伦理底线，对社会及人类文明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政府依法取缔也就成为必然，这种必然也是政府的正义之举。此外，政府打击的是极少数违法犯罪的组织者，对绝大多数参加者则视为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满腔热情地予以教育、转化和挽救，并实施回归社会工程，让他们安居乐业，这是中国政府对膜拜团体的态度，也是中国政府对社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值得庆贺的是，经过中国政府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经过中国全社会上下的共同努力，一些被所谓膜拜团体控制的信徒思想彻底解放出来，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中，重新开始温馨的家庭生活。

　　在我们美丽的家园，不论有什么信仰，但是都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都要遵守法律，都要遵守共同的伦理道德，特别不能随意抛弃仁爱，抛弃中庸，抛弃诚信，抛弃孝悌，这是人类伦理的底线,也应该是人类共同的伦理。如果连这些都不要了，其信仰存之何用？人又存之何意？

　　参考资料：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刘汉俊《春秋有月读千年》（2014.2.28，人民日报第24版）

　　陈志敏 张翔麟《邪教真相》（当代出版社，2001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夏乃儒《孔子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易中天《中国智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