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思维缺陷之一是“听其言而信其行”。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而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支柱，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孔子这段话说得十分明白，他之所以改“听其言而信其行”为“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因为言行既能统一，也会分离，仅“听其言而信其行”，往往会上当受骗；而“听其言而观其行”则不然，言不代表行，只有当言行一致，信任才不会出问题。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科学思维方式：“听、观、信”。“听”是感性认识，“观”是理性认识，“信”是判断结论。正确的思维过程必须三者俱备，缺一不可。反观“法轮功”思维，李洪志所说，尽管事实不存，证据全无，经常是随嘴乱说，子虚乌有，修炼者却坚信不疑，明显存在思维过程不完整的缺陷，少了“观”这一理性思维过程，如此以来，焉得不上当受骗呢？
“法轮功”思维缺陷之二是“无参验而必之”。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法家学说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组织部分。韩非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这里的“参”是指比较，“验”是指实证。“参验”即是通过比较而得到实际的证明，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韩非提出：“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还提出：“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即对“陈言”要通过“参伍”方法以证实，而不能仅有“陈言”便信其实。反观“法轮功”思维，全无比较与证实，李洪志自吹自擂从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却能够得到修炼者的信任，不正是因为没有按照“参验”之法进行比较验证吗？
“法轮功”思维缺陷之三是误入“悟”之歧途。“悟”其实是一种直觉，而直觉常被人们以灵感、启示、预感等形之，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认为直觉是“对问题和资料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出现了“思想饱和”的结果。慧能是佛教禅宗第六代传人，他首先提出了“顿悟成佛”说。然而综观其一生，其“顿悟”之说也是长期“随众听法，掌握要义”的结果，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王夫之是明末著名哲学家，他提出了“即事穷理”的思维方式，通过“质测”即对具体事物实际观测的认知方法认知，这其实就是一种实证的思维方式，即就事物的实际情况加以考察分析，进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反观“法轮功”所提出的“悟先见后”的思维方式，有意导引修炼者进入歧途，显然抛弃了“思维饱和”与“质测”的前提，如此之“悟”显然是镜中花、水中月，无法得到真正的认知与领悟。“法轮功”的“悟”，戳穿了便是欺骗的道具，根本不符合正确思维的要求。
“法轮功”思维缺陷之四是不善于“权”、“度”。《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概念，而宋明理学将此发展为一种通过“格物”达到“致知”的思维方式。“格”即指量度。“格物”即指量度事物的本末先后。孟子也提出：“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这里的“权”即权衡，“度”即度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权”、“度”作为认知前提的重要性，而“权”、“度”也是正确思维的必经过程，包括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反观“法轮功”思维，认知过程中就缺乏了必要的“权”、“度”，仅有感性认识，缺乏理性认识。许多修炼者对李洪志邪说中矛盾破绽视而不见，却对修炼中的感觉深信不疑，之于自我感觉是否正确，在所不论，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偏执。
“法轮功”思维缺陷之五是“学而不思则罔”。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在这里将“学”与“思”的关系讲得十分透彻，他认为“学”是基础，“思”是根本，不学则无从思之，不思学也白学。他的学生子思还进一步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将“学”与“思”的关系表述为严密的逻辑秩序，依次递进，最终达到“知行合一”。反观“法轮功”思维，尽管十分重视“学法”，但却又用“不二法门”之类邪说限制“博学之”。对于独立思维，更是不断用“思想业”、“常人观念”、“破坏大法”之类邪说进行打压，其实就是为了奴化修炼者的精神，杜绝修炼者的思维，如此以来，“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根本就无从谈起。既然不许“思”，焉得不会“罔”，怪不得修炼者只会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呢，根本问题便出在“学而不思则罔”上面了。
总之，既然“法轮功”自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照理应当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衣钵，宏扬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然而解析“法轮功”思维，却与传统思维大相径庭，出现了诸多缺陷，如此焉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奉劝“法轮功”早些偃旗息鼓，别作小丑跳梁，免得再遭世人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