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基本概念上，正本清源
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漏洞百出，逻辑混乱，但仅是指出其类似“光年”是时间，200万个原子才构成分子等谬误，还不足说服那些痴迷者，只有抓住其歪理邪说核心部分，正本清源，才能使其口服心服。
我市机关原“法轮功”练习者于明在这方面就非常典型。于明今年34岁，市级机关伙房职工。是一家族式习练者，其母亲、岳父母、妻子、妻妹等都是“法轮功”痴迷者。在其夫妻影响下，他们5岁的孩子不仅会打坐练功，还能背诵《转法轮》部分章节。他本人既进京“弘”过“法”，也抗拒转化而自杀过，曾一头把办公室的轿车撞了。
为教育转化他，所在单位安排了四名帮教志愿者，帮教长达50多天。当时他要么闭口不言，要么以李洪志的歪理邪说胡搅蛮缠。对“法轮功”以外的学习，则以“师父”要求“不二法门”为由予以拒绝。
后来，志愿者就从“不二法门”入手，指出佛教中所说的不二法门，是指万法都有共同的本质，是“不二”的，绝不是不允许学习其他知识。佛教实际一直强调博学多闻，要求必须精通“五明”之法，即声明(音韵和语言学)、工巧明(技术、工艺、算术等科学)、医方明(医药学)、因明(逻辑学)和内明(佛学)，《华严经》中曾记载了“善财童子55参”的故事，说善财童子经文殊菩萨指点，依次参访了55位善知识，不仅有佛教内部的菩萨、比丘、比丘尼、长者居士，还有佛教之外的长者、童女、婆罗门、王者等，强调不论教内教外，凡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学习，不可自立门户，孤陋寡闻，把真理拒之门外。由于出处确凿，论据充分，于无言以对。
继而我们志愿者又对“法轮”、“转法轮”，逐一正本清源。指出，“法轮”是佛法的象征，喻佛陀的佛法像转轮圣王的轮宝，能够碾摧一切愚昧和邪见，而且不会停滞于一人一处，辗转传人，生生不息，而不是有法轮实体可得。“转法轮”是指宣讲佛法，释迦牟尼佛成道后第一次给五比丘讲“四谛法”是“初转法轮”，后来又给弟子们两次讲，史称“三转法轮”，也是一种表法的比喻。李洪志把“法轮”视为实体，而且还可以由他安到练习者的小腹里，正转度己，逆转度人，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样从基本概念上弄通弄懂，终于使于明彻底转化。并在其带动和帮助下，全家人都实现了彻底转化。目前，我们已就李洪志有关的“真善忍”、“法轮”、“不二法门”、“末日说”等歪理邪说的核心内容，逐一正本清源，绝大多数的“法轮功”人员都能接受的。
二是在发展轨迹上，剥茧抽丝
李洪志在控制其弟子方面有一条十分明显的轨迹，第一步，是要求人们练功尤其是集体练功，以强身健体的幌子，引诱练习者首先成为“大法弟子”；第二步，就是要求学法，强调学法比练功更为重要，而且反复学、不二法门地学、集体交流相互影响地学，来兜售其歪理邪说，对练习者进行“洗脑”，使练功者成为其“虔诚弟子”；第三步，就是“弘法”、“正法”、“护法”，要求要“走出来”，而且每次都是最后机会，最后考验，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弟子们的精神和行为，使之成为“痴迷弟子”，任其驱使。
李洪志发表的所谓的“经文”，以时间顺序，也是从《法正》、《挖根》、《走向圆满》这些或多或少还有点指导弟子练功、学法味道，到《去掉最后的执着》、《严肃的教诲》、《窒息邪恶》、《除恶》、《忍无可忍》、《发正念》等等，再也找不到“练功”、“学法”的影子，而是赤裸裸地煽动、歇斯底里地狂吠、公然地胁迫、威逼其弟子对抗法律、对抗政府、对抗社会，与其控制弟子的步骤遥相呼应，丝丝入扣。几乎所有的“法轮功”练习者，无一例外地都走过了这样一段路程。
心平气和地与“法轮功”练习者回顾练功过程，回顾自己经历的心理变化，大都无法否认。这样对李洪志实际动作和行为的剥茧抽丝，揭穿画皮，无论对一般练习者，还是深度痴迷者都是有广泛的适应性的。王东，男，39岁，青岛啤酒集团潍坊分公司职工。该自1998年受家庭影响练习“法轮功”后，表现并不十分痴迷，也从未进过京或在本地滋过事，工作表现尚可。但在帮教过程中，王态度很不冷静，在长达20多天的时间内一直强烈对抗，曾借去厕所之机，把浑身上下全部涂满大便，搞得臭气熏天，以阻止帮教人员与其谈话。
我通过与其回顾练功过程和心理变化，王终于恍然大悟。哈建华，男，50岁，奎文区南苑小学老师，妻子早年去世，自己带着两个小孩生活，随着孩子逐渐长大，生活空虚苦闷，而练上了“法轮功”并逐渐痴迷，曾多次进京滋事，也多次受到法律制裁，也多次表示退出“法轮功”后又再次反复。我从其练功后一步步的经历和变化，特别是每次反复后越发痴迷的具体表现，指出了在这条路上求“圆满”、走下去的必然结局，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李洪志早已设计好的圈套，在反复交流、说服下，终于使其转化。并利用其曾做老师的优势，现身说法，先后帮教转化了十几人。
三是在疑难问题上，释疑解惑
在长期帮教工作中，我对“法轮功”练习者较难解开的“受益说”、“圆满说”、“做好人说”、“福报说”等等，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帮教方法。如，中央新闻媒体连续报道了傅怡彬、董立、王进东等典型案件后，在一些未转化的“法轮功”人员中又开始流传了一种“非代表说”的观点，认为“傅怡彬等跟成克杰、胡长清等人一样，是‘法轮功’队伍中的败类，根本代表不了‘法轮功’”。有的公开对我们做帮教工作的同志讲：“你们不也出了胡长青、成克杰吗？与‘法轮功’出几个傅怡彬是一样的，并不能证明‘法轮功’是坏的！”有的甚至妄想“法轮功”将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总有一天会平反。
这一强词夺理的谬论，确实给帮教工作一度造成了困难。一是这一观点在“法轮功”练习者中很有市场，许多未转化人员以此对抗我们的帮教工作。如果蔓延开来，不仅直接影响帮教工作的深入，甚至有可能危及已取得的帮教成果。二是个别群众也因对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以及被个别一般练功者初期表现相对“较好”所蒙蔽，默许甚至接受了这一观点。这将直接威胁帮教工作的基础。三是有些做帮教工作的同志，因科学文化和理论水平所限，一时找不到真正有说服力的方法，反映说：“还真说不过他们。”
以个别现象为基础，以人人痛恨的腐败问题相类比，不仅有很强欺骗性，也有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我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持这一观点者，多是高层次的练习者，他们不仅是“法轮功”的深度痴迷者，也是政治上的糊涂者或别有用心者。
如原“法轮功”练习者李云（女，51岁），1996年抱着祛病健身的愿望习练了“法轮功”，后来逐渐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并成为一名辅导站站长，曾三次进京护法滋事。为了教育挽救她，单位领导逐一与其促膝长谈，做她的帮教工作，均无济于事。她自己曾态度十分坚决地说：“头可断，筋可折，法轮大法不可丢。”她的丈夫在反复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不堪忍受与之离婚。她反而觉得无所牵挂更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在其影响下，19岁的独生女儿和未婚女婿，都成了“法轮功”痴迷者，该家庭也成了“法轮功”家庭。在帮教过程中，李希云自恃知识比较丰富，地位比较高，狡辩力比较强，顽固坚持傅怡彬不代表大法弟子的观点，强词夺理进行狡辩，并以绝食绝水相对抗。其他“法轮功”练习者也见风使舵，如影形随，反复抵赖。
对此，我在逐一分析了傅怡彬、董立、王进东等典型案例后，对李阐述了如下观点：第一，傅怡彬、关淑云等自练习“法轮功”开始一直到杀妻(女)灭亲，都是亦步亦趋地遵循“法轮功”的理论，奔着“圆满”目标而去的必然结果，傅怡彬、关淑云杀亲之后仍无一点悔恨就是铁证。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内确有一些腐败现象，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力度逐步加大，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那些腐败分子毕竟还是极少数，他们不可能也根本代表不了我们的干部队伍；而“法轮功”人员的违法犯罪却是大面积的、普遍的，傅怡彬等只不过是在“法轮功”这条道路上走得比其他人更快了些，如果坚持“法轮功”反动立场不变，可以断定，他们将都肯定走上类似傅怡彬的道路。在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批驳下，李无言以对，思想出现动摇，最终使她转化。
由于及时破解所谓的“非代表说”，这一谬论在潍坊很快销声匿迹，保证了帮教工作的深入发展。实践让我认识到，戳穿“法轮功”欺骗性比单纯地揭露危害更具有说服力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