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些痴迷者中间，很多人从李洪志“传法”之初就开始习练“法轮功”。经过很长时间的集体“学法”，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李洪志洗了脑，绝大部分人的脑子里，除了“法轮功”的内容和李洪志的话外，其他的都已经不复存在。李洪志一开始是以气功的形式传功的，当他发现这个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后，马上改头换面，称之为“法轮大法”，并说，其他的气功都是低层次上祛病健身的功法，而只有他的“法轮大法”能“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是真正的修炼。他还说，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学法”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进一步控制我们，他又说，只有真正“修炼”的人，我才会给你们“消业”，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你们“消”一次。所以你难受的时候不是有病，而是师父帮你“消业”。
所以，一旦入了他的门，就开始每天机械地、单调地、一遍一遍地念、背、抄写他的书。而且李洪志还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思想，张口闭口就是师父长、师父短，所说的话都是李洪志的话。因为他说：“一切法轮大法弟子在传法时只能用‘李洪志师父讲……’或者是‘李洪志师父说……’绝对不能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法，否则就是破坏大法，罪不容恕。”所以我们一个个都成了李洪志克隆出来的木偶，表情、动作、语言有着惊人的相似。记得转化后有一位队长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刚刚接了你们“法轮功”后，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给我“弘法”时说，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修的是“真善忍”，将来能修成“佛道神”。我一听当时就蒙了，真了不得，一张口就是“宇宙大法”，口气可真不小，我看看这“法”到底有多大。我一个普通的干警突然管了一群未来的“佛道神”，我的官该有多大呀！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老太太颠过来倒过去总是这几句话，便觉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滑稽感。
确实，李洪志用一种精神控制的方式为我们强行洗脑，用所谓的“修去名利情”、“修得执著无一漏”，把我们的兴趣、爱好、人情味全都修到爪哇国去了。队长们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一点一点地恢复我们的人性，唤起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恢复我们正常的思想，大队为我们买来了各种各样的娱乐工具，有毽子、跳绳、羽毛球、扑克、乒乓球、布团等，组织我们进行娱乐活动。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注意力转移法”。我们这些人真像走进了成人幼儿园，在老师们的精心哺育下，一点一点地恢复着人性和生机。
这一天，值班的队长是姬指导员和林队长。吃完早饭，他们带我们来到了操场。今天适逢雨过天晴，天空澄彻无云，空气格外新鲜，阳光分外灿烂。湿润的空气随着阵阵微风沁入我们的肺腑，身旁的月季正绽放着她妩媚的风姿。对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这样的好风光一定会使他放开喉咙大声歌唱；这样的好天气会使他张开热烈的双臂尽情拥抱；一定会感念大自然的恩赐，感谢万物的馈赠。然而，麻木冷酷的我们，却对眼前的这一切感到索然无味。
林队长点了几个年轻人的名字：王小红、刘爱英、冯素芝等，招呼她们一起跳绳。王小红因为思想初步转化，姬指导员和林队长帮她悠着，她勉强地跳了几下。大家本来就认为她转化是破坏了“大法”，对她玩这些“常人”的游戏更是不满，个个对王小红冷眼相看。陈文彦指桑骂槐地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一只笨鸭子。那只笨鸭子在脏水里扑腾扑腾地跳着，脏水溅了她一身，后来从里到外全脏了，全烂了。”王小红不敢跳了。刘爱英和冯素芝躲到了一旁。林队长又叫来了我和另几个人。我们都避之犹恐不及。有人小声说：“要跳你们自己先跳，给我们做个表率。”其实，我们是在涮队长，因为林队长是男的，而姬指导员腰上有伤又不能跳。结果林队长听我们这么一说，干脆地说：“来，你们给我抡着绳，我来跳。”我就上去和姬指导员抡着绳，林队长随着节奏跳了起来。学员们止不住笑了起来。自从我们进了劳教所，队长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笑脸。听见了我们的笑声，林队长跳得更起劲儿，还故意做出一些夸张动作，逗得大家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林队长跳累了，停了下来，说道：“我给你们做出了样子，你们说话要算话。”可大家好不容易才“修”去这“常人”的“欲望”，谁也不愿意掉了“层次”。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冯素芝知道姬指导员不能跳，故意找借口推托着说了一句：“姬指导员还没跳呢！”那时候，因为我们闹得凶，警力不够，所以队长们常常是轻伤不下火线。姬指导员尽管腰部受伤，身体极度虚弱，但为了能唤醒我们压抑已久的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根本顾不得考虑自己的身体。她用力挺了挺腰板说：“好吧，如果我跳了，冯素芝你也得跟着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姬指导员把手中的绳给了林队长。林队长说：“你的身体都这样了，不能拿着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啊！”姬指导员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能唤起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其他都是小事！”说罢自己忍着剧烈的腰痛翩然而起，跳姿非常优美。林队长惊讶地鼓起了掌，王小红也忍不住鼓掌为姬指导员加油。姬指导员一边跳着一边紧紧地咬着嘴唇，剧烈的疼痛使她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突然，姬指导员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慢慢地倒在地上。
“姬指导，姬指导！”林队长和王小红赶忙跑上前去把姬指导员搀扶到办公室。冯素芝显得很焦虑，内心充满了矛盾，又想上前又不敢上前，也不知道该不该管。因为李洪志说过，让我们遇到事不能随便管，因为看不透其中的“因缘”关系，一管说不定就管错了，管错了就会“造业”。所以我们都怕管错了“造业”、“掉层次”，心中在衡量着自己的得失，木然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现在想起那时的场面，使我不禁联想起鲁迅作品中所描写的华小栓吃人血馒头和日本人杀中国人时，旁边的看客们麻木不仁的情景，锥子都扎不出血来的麻木，无异于灵魂的死亡。这个情景使我对这句话的含义体会得无比深刻。
那时候，我们敬爱的队长们就是用自己的一片真心，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一点一点地唤回我们被邪教吞噬的人性，唤醒我们被邪教泯灭的良知。
对那些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队长就找来普教陪她们打扑克。本来普教学员没有特殊情况是要出工的，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为了我们能尽快地恢复人性，大队调来一部分普教学员陪我们娱乐。我们认为这是“常人”的“执著”，说什么也不玩。普教学员一直求我们：“求求你们了，就玩一会儿吧。你们同样也是触犯了法律，队长对你们却这么好；要是我们哪，早受宠若惊了！你们就知足吧。大姐，大妈，你们怎么连这点儿面子都不给呢？你们要是不玩，我们就得受处分。你们不是说做事先考虑别人吗，就不能为我们想想啊？”我们有几个被普教说得感到不好意思了，不情愿地拿起扑克来玩，一边玩，心里一边默念：“我这不是真心的，常人这种形式动不了我的心。”
八 世上没有后悔药
队长们在对我们的教育转化中真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那时候，队长们一天三碰头，及时交流情况，掌握每个学员的心理动态，研究转化教育的方法。大队还派队长一边到北京学习转化经验，一边在工作中及时进行总结。通过摸底和考察，他们发现，在“法轮功”痴迷者中间，大部分文化素质偏低，法制意识淡薄，迷信思想严重。即使部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思维也是非常狭隘，知识面窄，思想局限性很大，头脑中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糟粕的积淀。缺乏爱心和对社会、对国家漠不关心，又是我们共同存在的致命弱点。所以在挽救我们的过程中，除了真情感化以外，还必须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人格教育，培育先进文化理念等。在我们的情绪平静了一段时间之后，中队开始组织我们上课。
第一节就是法律课。队长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作业本，通知我们8点钟上课，让我们提前几分钟进教室做好准备。一听说让上课，我们就在背后嘀咕起来。刘爱英说：“我们上课就得学《转法轮》，学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常人的东西我们不学。”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上的是法律课。”陈文彦说：“法轮大法才是宇宙最高大法。学什么法律，咱们不去。”冯素芝说：“要不这样，上课时咱们就背经文。如果队长不说大法不好，随他的便去讲；如果说大法不好，咱们就站起来反对。”陈文彦说：“那我也不去。你们去了，我就在宿舍练功。”王小红这时进了屋，自从那天她当着队长的面表示不再练“法轮功”，在宿舍里就成了众矢之的。队长让她当我们班的班长，可我们都把她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当成破坏大法的“魔”，对她冷嘲热讽，谁也不听她的。那时候，全中队的女学员只有她一个人转化了。虽然有几个也觉得她做得对，对闹事已经厌烦，但怕万一走错了，走到“大法”的对立面而被“淘汰”，被“销毁”，所以还在犹豫着。其他宿舍的人看见王小红去水房或去厕所，也旁敲侧击地挖苦讽刺她。
她在中队一下陷入一种被动无援的局面。这时，王小红说：“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咱们进教室吧。”她这一句话，立即惹恼了我们。大伙围住她，刘爱英指着她的鼻子说：“你这个叛徒甫志高，早成了破坏大法的魔。师父吃了多大的苦，度你容易吗？原先你的病那么重，师父给你净化了身体，转眼你就说师父的坏话。修上去难，掉下来容易得很。别看你现在还是个人形，在另外空间里，你正在被销毁呢！”陈文彦说：“我开着天目呢，看到你现在正在地狱里，被小鬼塞进了磨眼，疼得你哭爹叫娘，承受着层层被灭尽的痛苦。现在，你就剩最表面的这层壳了，身体里面都是黑乎乎的业力，还能咋呼几天呢！”
话音刚落，姬指导员和祁队长进来了。姬指导员：“你们这是干什么？马上就响上课铃了，怎么还不进教室？”刘爱英说：“你们讲的东西我早就学过了，我不去听！”别人也跟着附和道：“除了大法，我们不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有大法才是最神圣的。”姬指导员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在外面想听这样的课，你们要掏听课费的。在这儿，给你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希望你们能珍惜。”刘爱英背了李洪志《论语》中的一段话：“‘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问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李洪志原文如此）的框框里爬行。”背完后她说道：“法轮大法是最高的科学，涵盖了世界上的一切，所以我们不用学那些常人的知识。”
这时，上课铃声响了。姬指导员说：“我没时间给你们多说了。上课是中队的纪律，你们必须遵守！大家马上行动！”可是，我们一个个都像木偶一样站在那里。姬指导员和祁队长就开始拽我们。我们紧紧地抓住床帮。又来了几个队长，把我们几个带头闹事的拖进了教室，别人这才跟着进去。
林队长开始给我们上课。他说：“第一节，我们学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称为‘母法’，其他法律都是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制定出来……”队长正讲着，刘爱英站起来打断队长说：“那么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既然如此，国家为什么不让我们信仰法轮功”？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去上课，也是断章取义地钻空子，找对我们有利的话胡搅蛮缠。林队长说：“《宪法》是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我们国家，有许多宗教团体，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他们都遵守国家法律，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社会稳定，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李洪志自己多次说过：‘法轮功’不是宗教。所以，‘法轮功’不受国家法律保护。‘法轮功’口头上讲‘忍’，但实际上半点也不忍。因为何祚庥院士写了一篇《青少年不宜练气功》的文章，里面提到了‘法轮功’，你们就不干了，一万多人跑到中南海非法聚集，围攻中央政府办公要地……”队长的话还没讲完，我们在下面就喊起来：“国家的法律定错了！我们‘法轮大法’是宇宙最高大法，国家法律却要取缔我们，我们能听他的吗？”林队长说：“你们说国家法律定错了，那我问问你们，难道法律严惩那些杀人放火的人错了吗？惩治那些贪官污吏错了吗？”我说：“那当然没错。可是把法轮功定成邪教是错误的。我们是好人，政府却把好人关起来，难道这公平吗？”林队长说：“政府决不是随便把‘法轮功’定成邪教的，是‘法轮功’符合了邪教的六大特征才称其为邪教。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好人，真正的好人是怎么做的？他们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奉献着，从来不去炫耀自己。有一位记者曾去采访几位被人们遗忘了的抗美援朝的功臣。他们从朝鲜战场回来以后，没有觉得自己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而伸手向国家索取名誉地位，而是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默默无闻地从事着平凡而又艰苦的劳动。其中有一位在朝鲜战场上身上多处负伤，把美军一辆主战坦克两次用手雷炸毁的功臣。回到家乡以后，把自己的功勋章藏起来，一直从事着饲养员的工作，二十多年来村里没人知道他在朝鲜战场立过战功。
后来，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营长（后来成为师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他落户在山东的某个村子里。师长前去探望他，发现他竟然住在一间牲口棚里，一贫如洗，五十多岁还没讨上老婆。师长难过地掉下了眼泪，问他，你为祖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为什么不找组织解决你的困难呢？他的回答大大出乎师长的意外。他深沉地说道，比起那些长眠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们，我今天还能活着，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怎么还能给国家添麻烦呢？人家曾经为了国家的安宁出生入死，尚能淡泊功名，像老黄牛一样俯首耕耘。而你们根本就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安宁，为了你们自己的‘修炼’、‘圆满’，从家里跑到北京闹事。你们到处标榜‘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好人’，请问：你们所谓‘做好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你们不打人、不骂人、不拿别人的东西是出于什么动机？是遵守社会公德，思想觉悟真的提高了，还是为了守你们自己的‘德’，长你们自己的‘功’呢？好人不是自己封的，而是社会根据自己的行为评价出来的。
当别人发现你们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不承认你们是好人时，你们就跟人家干起来了，逼着人家承认你们是好人。请问世上有这样的好人吗？如果你们真的是因为练‘法轮功’变好了，国家肯定会欢迎你们，哪个政府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有更多的好人呢？难道希望自己国家的老百姓都变成坏人吗？你们好好想想，也许你们中有的以前曾经是好人，但练了‘法轮功’以后又成了什么样子？”“不许说大法的坏话！不许说大法的坏话！”“铲除邪恶！铲除邪恶！”林队长问：“我问你们，邪恶指的是谁？”刘爱英说：“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另外空间操纵你干坏事的高层生命。”林队长问：“那你说，我是不是在干坏事？”刘爱英说：“你讲的这些课，都是在蔑视大法，侮辱大法，当然是在干坏事了。”林队长说：“那是谁让我在这里上课？”刘爱英脱口道：“是政府的安排。”林队长说：“既然是政府在背后支持我，那你们铲除的不就是政府吗？分明是在和政府作对，说‘法轮功’反政府有什么错呢？。”刘爱英哑口无言。陈文彦蛮不讲理地喊道：“不能让他破坏大法！不能让他破坏大法！”林队长说：“照你们‘师父’的话说，破坏‘大法’的永远只能是内部弟子，外面人永远也破坏不了‘法’。我又不是练‘法轮功’的，怎能破坏你们的‘大法’呢？”陈文彦也理屈词穷了。但我们仍不示弱，强词夺理，指责林队长：“我们是在正法、护法，正一切不正的！你在冤枉我们，法轮大法千古奇冤，比窦娥还冤！”无论我们怎样喊，林队长照样雷打不动地讲课。王小红实在看不过去了，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们经常喊着‘真善忍’，到底看看谁真？谁善？谁忍？你们又嚷又叫地喊了半天，队长一直在心平气和地在讲课，大家好好想想！”
王小红这么一说，很多人觉得不好意思，低头不语。而有人反驳她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大法弟子了，不用管我们。你邪悟了，师父早不认你这个弟子了。”
那时候，逃课，上课时随便站起来无理地反驳队长，是我们惯用的伎俩，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李洪志和“法轮功”。只要队长说一句“法轮功”不好的话，我们就都炸开了锅，蛮不讲理地大闹课堂。因此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转化后，我们都非常后悔当时没好好听队长的课，因为自己的愚痴，致使许多大好的学习机会从身边悄悄溜走。很多学员到解教时才感觉到自己学得知识太少太少了。然而，“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解教回家后的学员在电话中还痛悔地说：“回来以后，家里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学习。想起那个时候队长上课时，我们在课堂上闹事，错过了许多学习知识的好时机。没有知识，简直没法在当今社会上立足，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那一段难忘的时光，竟让我们毫不珍惜地蹉跎过去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