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魔”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概念，是“除魔说”的前提之一
“魔”源自梵文，音译“魔罗”，略称“魔”。意译破坏、障碍、扰乱等。佛教认为“魔”能够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大智度论》卷五：“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魔，古从石作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改从鬼。甲骨文中便有“鬼”字，形象是脸上盖着东西的死人。《礼记》中说：“人死曰鬼”。《说文解字》中也说：“人归为鬼”。可见“魔”与“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语义近似。佛门“十界”之“狱界”便是“鬼域”，众“鬼”聚集于此。犹太教、基督教亦将引诱人犯罪者称为“魔鬼”或“撒旦”，传说原为天使，因堕落而成“恶鬼”。所以，“魔”不是李洪志的发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便有“魔”的概念。既然有“魔”，才有除的对象，所以说“魔”是“除魔说”的第一个前提。
二、“附体”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概念，也是“除魔说”的前提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降神附体的神秘现象。满族“萨满教”进行降神附体时，被神灵附体的巫师“萨满”处于无知无觉状态，口中喃喃自语，由助手“栽利”凭借其声音状貌判断是何路神祗，随时传递器械，与之适时对答。研究者认为，降神附体的过程其实是催眠的过程，而进入催眠状态必须经由某种暗示。中国古代史料中不乏“少君术”（即“见神术”、“神游术”）的记载。《古今图书集成》中便记叙了李少君帮助汉武帝与已故李夫人相见、唐明皇与已故杨贵妃相见的神游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鬼神附体的传说。蒲松龄著《聊斋志异》有则故事“画皮”，其中记叙太原王生路遇姝丽，则实为狞鬼所化。书中还记叙了许多狐狸化为人形的神话传说。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有则故事“白娘子永镇雷锋塔”，其中记叙白蛇所化白娘子嫁与书生许仙，后被法海禅师收入钵中，压在雷锋寺塔下。附体亦常为骗子所用，愚弄乡民，诈取钱财，其方法不外请神附体增强驱魔功力，或假称有魔附体须驱除之，具体事例俯拾可得，此不赘述。
三、李洪志的“附体”、“除魔”呓语是邪教恐怖犯罪的“暗示语”
李洪志在《转法轮》第三讲专辟“附体”一节，其中主要谈“有关动物、狐黄柳白等等这些东西附体的事”。他宣称：一旦这些东西修成，“它修成保证就是魔”。他还危言耸听地说：“全国各地练功的人，有多少人身后有附体的？要讲出来很多人会不敢练功，为数相当吓人的！”“它不但附体，还把人的元神弄死”。对于法轮功修练者来说，“元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所以“附体”的后果对他们而言，十分可怕。他还说：“因为人类在败坏，到处都是魔”。李洪志在《法轮大法义解》中明确表示：“大逆之魔就是该杀的”。他在《神路难》、《天又清》中更进一步要求：“除乱法鬼”、“横扫乱法烂鬼”。在李洪志的邪说中，因为“附体”，所以有“魔”；因为有“魔”，所以需要“除魔”，从而构成其特有的邪教恐怖主义逻辑。需要说明的是，在法轮功邪教话语中，“魔”、“邪恶”、“旧势力”、“烂鬼”、“乱法鬼”、“撒旦魔”等都是同义词，“除”、“淘汰”、“铲除”、“解体”、“清除”、“清理”等也是同义词。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些邪教话语都是“暗示语”，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正是借此对法轮功修练者进行暗示、催眠，诱使之进入歇斯底里的“着魔”状态，在难以自主的迷狂情状下干出令人发指的恐怖罪行。
四、法轮功修炼者的“除魔”恐怖犯罪是“除魔说”的逻辑结果
李洪志在《转法轮》中说：“思想不正，才招来了不好的东西”，“这些人的附体都是他自己求来的”，“人类在败坏，到处都是魔”。他在《转法轮》中还进一步说，“魔”的产生有三种基本方式：“走火入魔”、“炼功招魔”、“自心生魔”。对于“干扰修炼”的“魔”，李洪志明确要求“除魔”，至于“除魔”的具体方法，则由法轮功练习者八仙过海，各逞其能。受到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话语的暗示诱导，一些法轮功习练者修炼中进入了歇斯底里的迷狂状态，不由自主地开始了伤天害理的邪教恐怖犯罪行为。黑龙江伊春的法轮功练习者关淑云视不满九岁的女儿戴楠为“魔”，将其亲手生生掐死。深圳法轮功练习者蓝绍维视妻子魏志华为“魔”，将其用枕头活活捂死。河北承德的法轮练习者李亭自视为“佛”，视父母为“魔”，手持利刃将其残忍杀害。山东新泰的法轮功练习者王安收，视父亲为“魔”，用铁锹将其当场拍死。江苏吴江的法轮功练习者吴德桥，视其妻为“魔”，持菜刀连砍数刀，将妻子砍死。这些典型的“除魔”案例早已见诸报端，家喻户晓。对这一桩桩惊天血案，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难辞其咎，这些斑斑血案正是其“除魔说”的逻辑结果。按照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理论，“附体”是生“魔”的前提，“魔”的存在是“除魔”的前提，排除“魔”的干扰是“真修”的前提，“除魔”又是李洪志的明确旨意。这一系列邪说作为“暗示语”，对法轮功练习者无疑起了积极诱导作用，因经才产生了“除魔”的邪教恐怖犯罪行为。否则，为什么唯有法轮功练习者才出现这么多“除魔”的邪教恐怖犯罪行为呢？
总之，邪教恐怖犯罪是形形色色恐怖犯罪类型之一，法轮功邪教恐怖犯罪又有其独特性，“除魔”恐怖犯罪在其中则更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而“除魔”恐怖犯罪又与其“除魔说”的恐怖理论密不可分，事实证明，正是在“除魔说”恐怖理论的诱使下，才有了法轮功练习者的“除魔”恐怖犯罪行为。正因为法轮功邪教恐怖犯罪有其“除魔说”等理论依据，所以法轮功练习者“除魔”等恐怖犯罪行为才会不断出现。因此，对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除魔”等恐怖犯罪，还须深入剖析其理论根源。同时也希望目前尚痴迷的法轮功练习者能够尽快认清其邪说，早日悬崖勒马，迷途知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