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印发实施，明确规定“党员参加邪教组织将开除党籍”，给党员涉邪教划下了党纪“底线”，这将有效发挥震慑、约束、惩戒作用，不啻是党纪反邪教的“里程碑”。

　　划下“规则”底线，体现党纪反邪的警示作用。《党章》中“党的纪律”定义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员以其先锋模范作用，有别于普通群众。然而毋庸讳言，随着邪教组织的渗透和浸染，个别党员在“我是谁”的问题上，“精神家园”荒芜，迷信、唯心等思想滋生蔓延，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仰、追求等基本价值观念被淡化甚至抛弃；在“为了谁”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化，伪善、自私、贪婪的本性潜生暗长；在“维护谁”的问题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淡化，对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政府的邪教组织，置若罔闻，不仅不能旗帜鲜明地进行抵制和反对，个别人甚至参与其中，则更违背了党员最基本的纪律规则。《条例》第五十条明确规定：“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违反党纪党规，踩“红线”、闯“雷区”的严惩不贷。这无疑为涉邪教党员划下了“规则”底线，宛如带电的“高压线”，彰显了党纪反邪教的震慑力。

　　划下“刚性”底线，体现党纪反邪的约束作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约束没有例外”。 犯罪学有个“破窗效应”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其说明：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邪教已是国际公害和人类公敌，历史渊源、思想根源、表现形态等情况复杂。加之，受社会变化、价值失偏、精神虚妄、功利诱使、个人需求等因素影响，往往令邪教组织有机可乘。1999年以来，国家机关相继出台《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人事部、监察部关于对国家公务员修炼“法轮大法”等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等规定，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实践经验，《条例》纪在法前，进一步强化了党规党纪刚性，处理邪教问题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处分，特别是将原第一款中的“领导”修改为“参加”，彰显纪律的刚性条款和刚性要求，弥补涉邪教行为滋生、猖獗“破窗”，最大限度提升了党员的敬畏心和戒惧心。这无疑为涉邪教党员划下了“刚性”底线，党纪反邪教的约束力不可小觑。

　　划下“纪大于法”底线，体现党纪反邪的惩戒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底线，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明确规定“对邪教组织坚决依法取缔、惩治”。“铁腕打击，坚决铲除”邪教已成各国常态，众多邪教组织被依法取缔、走向覆灭，一批邪教主受到法律惩罚，落得“通辑犯”、“阶下囚”、的败亡下场。美国“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被判死刑，“华藏宗门”教首吴泽衡被判无期……《刑法修正案（九）》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涵盖了除死刑以外的所有刑罚种类”，更加大了对涉邪教犯罪的打击力度。没有特殊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亦然。与此同时，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责任的公民，必须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因此，中央提出“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就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党规党纪对党员的要求严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条例》作为“最严党纪”，将党员涉邪教罩在恢恢“法网”之下，又套上严于法律的“紧箍咒”，彰显党纪反邪教的惩戒力。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实施，吹响了“从严治党”的新号角，也以其党纪“底线”，释放了反邪教的磅礴“正能量”，必将警示党员远离邪教，抑制邪教，与邪教斗争，进而成为反邪治邪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