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曾经痛陈“打落水狗”的必要性，他指出落水之狗该不该打当看“狗之怎样”、“如何落水”以及“看它爬上岸之后的态度”，若不加辨别、一味姑息便会为害世人，甚至会“自家掘坑自家埋”。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打落水狗”的精神不但是对当时妥协主义喧嚣的一种批判，对当今社会现实依然起着重要的警示作用。若以鲁迅先生的标准来看，法轮功组织这条落水狗那是非打不可的。
先说说“狗之怎样”
在中国，以“狗”字来形容一个人、一个组织，通常是没有礼貌的，但关键是如果这个人、这个组织实在做的不是什么人事，甚至是祸国乱民、罪恶滔天，那即便是用“狗”字来形容也是对它的抬举。法轮功组织的狗态至少有两种表现，一曰恶狗伤人；二曰摇尾乞怜。
所谓“恶狗伤人”其实已经无需做太多解释，凯风网上关于法轮功组织祸国殃民的案例车载斗量：敛人钱财、伤人性命、离人妻子、毁人家庭……因为恶行太多以至于实在难以悉数，只能用这些高度概括的词汇来描述。反邪教专家将其定性为“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普通老百姓对它的评价则是它“可耻、可恨、可恶”，如此罪恶昭彰的组织，用“恶狗”一词形容是丝毫也不为过的。
所谓“摇尾乞怜”则更加明显，1999年逃亡国外以后，李洪志就带着自己的徒子徒孙一头扎入西方反华势力的怀抱，吃着西方反华势力的施舍，接受反华势力的庇护，逢迎西方反华势力的需求，为西方反华势力打压中国冲锋陷阵。看着美国比中国还圆的月亮，李洪志早就忘了国家，忘了祖宗，“此间乐，不思蜀”，谄媚之态凸显，巴狗之态令人作呕。
可见此狗绝非好狗，此狗可恶！此狗当诛！
后说说“如何落水”
鲁迅先生曾经总结，狗之落水无外乎三种情形：一是狗自己失足落水；二是别人打落；三是亲自打落。对于法轮功之落水，三者兼而有之：罪恶昭彰，自掘坟墓，此其一也；天怒人怨，群起攻之，此其二也；恶名远扬，全球痛恨，此其三也。如果这样说过于抽象的话，我们有具体的衡量标准：
一是“师父”落水。李洪志是身怀“神迹”的“教主”、“法身”无数的“主佛”，只要“师父”的神奇岿然不倒，法轮功组织自然会“千秋万代”。但“师父”的神奇终究经不得考验：求医问药、聚敛钱财、仓皇逃窜、老态龙钟……在时间的涤荡中，“师父”神佛之相落尽，“常人”之态尽显，“师父”的人间化也意味着教主的神奇落水。
二是邪说落水。法轮功组织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支撑：“法身保护”、“白日飞升”、“法轮世界”……这一系列的歪理邪说正是李洪志招摇撞骗的本钱。但弟子的暴毙让“法身保护”成了空话，“圆满”的一推再推让“圆满说”成了谎言……当所有许诺都成了空话之时，歪理邪说也就落了水。
三是组织结构落水。1999年对中南海的围攻标志着法轮功组织结构发展达到了顶峰，但随之而来的依法取缔让法轮功组织分崩离析，最终成了一盘散沙；“屋漏又逢连阴雨”，跑到国外以后，争权夺利的组织内斗又将法轮功仅存的那点资源消耗殆尽，组织结构落水，邪教风光难再。
可见此狗已然落水，此狗空剩苟延残喘，此狗如落汤之鸡！
再说说痛打落水狗之必须
中国人自来都有强烈的同情心，一般不屑于“落井下石”、“赶尽杀绝”，有人说法轮功已经成了落水之犬，何不由他自生自灭？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为何？
首先，人狗殊途，狗是不讲道义的。关于道义问题，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可见，讲道义需对有道义感之人去讲，而对那些没有道德感的人而言，讲道义无异于宋襄公讲仁义，害人害己。法轮功组织的道义感是让人不敢恭维的：在汶川地震中它倒行逆施，阻止西方社会进行支援；在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它同西方势力沆瀣一气，为中华盛世设阻；在2009年的南京爆炸案中它麻木不仁，用虚假的照片做歪曲的报道……对于这样一个不讲道义的组织，如果还大讲宽容、忠恕，那只能是愚昧和无知。
其次，狗性难改，上岸后依然会伤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法轮功组织落水已经过十年，但看看逃亡海外其所作所为，依然是恶习不改：2001年，它鼓动弟子为教殉身，制造了“1.23自焚案”，造成两死三伤的惨剧；2005年，它在乌克兰诬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反邪教协会对其进行“诽谤”，滥诉不止；2006年，它编造“苏家屯活摘案”，造谣中伤中国政府，无事生非……造谣、中伤、反华、敛财、荼毒弟子，没有半点收敛之相，足见其狗性难改，若不加痛打，必然死灰复燃、为害社会。
最后，恶狗狡黠，落水之后依然混淆视听。法轮功组织即便在落水之时也没有忘记利用其窘相打“可怜牌”、打“悲情牌”。逃往海外以后，法轮功组织一反在国内张牙舞爪的做派，夹起尾巴装起了受害者：它声称自己是一个“不政治”的宗教组织，是中国政府在对其进行“迫害”；它用“自由”、“民主”做虚假的外衣，声称中国政府侵犯了它的“自由”；他用传统文化做幌子，用“神韵”演出传递虚假的信息，造谣中国政府对其进行“打压”……这种可怜之相无意间居然博取了不少西方民众的同情，混淆了视听，误导了舆论，其狡黠之态可见一斑。这种落水狗若不加痛打，必然会继续造谣生事，指鹿为马、三人成虎。
落水之狗更该警惕，如果只看到狗落水的窘相，而不知其恶性之昭彰，不但不打反倒还有哀矜之意，便是一种纵恶。落水之狗不但可打，而且必须痛打！
最后说说如何打狗
落水之狗当痛打，如何打之？鲁迅先生痛陈了“打落水狗”的必要性，但没有教我们该如何打狗，不过对于痛打法轮功这条落水狗，周锦兴先生却为我们树了一个楷模。
2011年，《华侨时报》主编周锦兴先生对李洪志发起了三次邀辩，一次“提醒”，一次“亮战”，将法轮功的虚伪打落水下，将李洪志的“神奇”打入水底，可谓大快人心。其实，当2011年1月李洪志不敢应辩之时，法轮功就已经成了落水之狗，原形毕现，但周锦兴却并未手软，早看清了落水狗的死性不改，故而继续奋力痛打，将法轮功组织逼到了死角。对于周锦兴先生打狗，我们应该学习些什么呢？
打狗当如周锦兴，光明正大，敲山震虎。既然所打之狗本来就是条恶狗，那就该堂堂正正的打，光明正大的打，打出恶狗的原形，打出恶狗的丑态。这世上总有些不怀好意之人，即便知道恶狗伤人，却是他打得别人打不得，甚至指指点点为恶狗撑腰。对于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组织，就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但自家打狗是不该被他人左右的，周锦兴先生打狗就打的光明正大，他公开邀辩，不避危险，其坦荡之心天人可见，当法轮功组织在他义正言辞的邀辩中成了缩头乌龟之时，这条恶狗该不该打自然已经不言自明。
打狗当如周锦兴，精准有力，直打软肋。狗性难改，如果上了岸就会继续咬人；狗善狗刨，若打的不准就会奋力逃脱。所以打狗就要打的有力，打的精准。周锦兴先生打狗可谓技术精熟：首先，他选择了李洪志最拿不出手的“神迹”作为突破口，将其假神佛的软肋暴露无遗；其次，他选择将李洪志的胆量作为着力点，将其“怕心”曝光于天下；最后，他选择将李洪志伪造的“生日”作为生死结，将“主佛”佛祖转世的谎言断了根本。真个是棒棒无情、棒棒精准，打得落水狗龇牙咧嘴，打得落水狗无处可逃。
打狗当如周锦兴，步步紧逼，痛下杀手。狗是种狡黠的动物，有时是很难一棒打死的，若得到须臾喘息之机就会逃窜，甚至反咬一口，所以必须步步紧逼、痛下杀手。周锦兴先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对法轮功的痛打一刻也没有松懈，虽然在2011年1月李洪志的不敢应辩就已经让法轮功组织坐实了粪筐，但为了除恶务尽，周锦兴先生又接连发出两次邀辩，第三次更是明确了在“法轮功大法日”辩论的日期，让李洪志退无可退。5月27日，当李洪志依旧沉默逃避之时，周锦兴再以《亮战》一文进行挑战，誓将反邪斗争进行到底。这一套连绵不绝的组合拳威力无比，打得“师父”踉踉跄跄，打得“主佛”颜面扫地，这才是痛打落水狗应有的做派。
正义的事业是会薪火相传的，对于落水之狗，前有鲁迅先生仗义执言，后有周锦兴先生挥棒痛打，两位先生着实可钦可敬。其实挥棒打狗本属无奈之举，这世间谁不想做个仁厚的君子、忠恕的善人呢？但问题是总有些改不了狗性的恶人，搅扰世间的清净，搅动世间的清明，不打狗就难以敲山震虎，不打狗就难以震慑恶人，如此看来，打狗棒是万万不能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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