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性
李洪志开口闭口“人的自由、权利”，借此挑动“法轮功”练习者去行使人的权利，“讲清真相”，却没有想过这里“人的自由和权利”是谁体现和保护的，是他嗤之以鼻、认为远远低于“宇宙大法”的“人间法律”。而这些“人间法律”所保护的又是谁的权利呢？是李洪志嘴里的“常人”。大法弟子们不是要修去“常人之心”吗，李大师却又为何让其惦记着“常人的权利”呢，而且是用如此低的“常人的法”来保护如此高的“大法弟子的权利”。
若光谈权利倒也罢了，李大师不承认“人间法律”，我们的法律却依然会保护一切中国公民，包括“法轮功”练习者的合法权利。如果“法轮功”练习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或者需要政府提供正当的帮助与救济，我们的法律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保障作用，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正因为这“人人平等”，就要求任何人行使权利不能过界，不能侵犯他人或集体的权益，否则就不是行使权利，而是以他人的委屈满足自己的私欲。
回顾一下，”法轮功”所谓的“行使权利”，有哪一件不是强迫他人接受的、有哪一件不是侵犯了他人和集体权益的？围攻北京电视台、《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4·25”围攻中南海、攻击“鑫诺卫星”等违法活动就是有力的例证。你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就围攻你、口头和书面上侮辱谩骂你，还打着“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旗号；你不让他进行反动宣传，他就塞传单、贴标语、打横幅，甚至插播电视，污染公共环境，扰乱社会秩序，还自诩为“救度世人”。所以说，即使撇开李洪志自相矛盾的前提不谈，“法轮功”练习者行使的也不能算是正当合法的权利，而是一种为满足一己之需强加于人的贪欲，是自私的、浅薄的“权利”。
李洪志关于权利的自私性还体现在对义务的回避和否认上。我们都知道，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权利的实现需要另一方履行义务来保障，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如果只讲权利而不讲义务，也就是只讲得到不讲付出，稍有判断力的孩子都会知道，这样的人是自私的、不可取的，这样的人会被社会和人们唾弃，也会被法律和道德所摒弃。
而李洪志正是这样的人，提到权利时，他承认法律的存在和效力且动辄权利和自由，唯恐少占了一点便宜；涉及到义务时，马上置身事外，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大法弟子是修炼人，不是常人”，不受人间法律约束了。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道德低下的表现，也是法律所禁止的，因为法律是公正、无私、平等的。
无知性
李洪志在经文中说“人类制定的法律就是在机械地限制人、封闭人……人都像动物一样被管着，没有出路了，谁也就想不出办法了”，以此来诋毁法律对人的保障作用，挑拨人们与法律对立。
仅从表面来看，李洪志的这句话体现了对法律认识的肤浅和无知，他毫无根据地仅凭字面含义就将法律定为一种限制和封闭，并将法律的惩罚和教育功能解释为“将人像动物一样管着”，实在有失“主佛”的水准；再从深层次来分析，李洪志这种无知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内在隐藏着一种欺骗性，他很清楚法律对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的保障作用，也很清楚自身和“法轮功”组织的行为是严重违法的，因此就“猪八戒倒打一耙”，先否定法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为自己铺平前进的道路，再妄图以所谓的“法轮大法”取代现实中的法律，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如同其他领域中的问题一样，李洪志以自己的无知在愚弄欺骗着广大的普通练习者，而他自己是最清楚这一切谎言的来源的。
在李洪志的误导下，确切地说，蓄意挑拨下，许多”法轮功”练习者将法律片面地理解为“就是强制性的”，叫嚣着所谓“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等。我们说，法律的强制性毋庸置疑，否则就不称其为法律，也就发挥不了维护秩序的作用了。但我们看待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法律是为了强制而强制吗？不，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强制。例如法律用强制力对待了一个杀人犯，那就是对其他公民生命权利的保护；法律用强制力对待了一个骗子，那就是保护了其他善良老百姓的财产或其他权益；法律用强制力对待了一个欺行霸市的人，那就是保护了市场交易的自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绝不是为了限制和封闭人，而是为了保障自由，如约翰·洛克所说的那样：“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自由就是法律的核心价值。
那么，为何”法轮功”练习者只看到了法律的强制呢？这主要是在李洪志的蓄意挑拨下，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出现了偏差。一是看问题过于肤浅，只看到了法律的表面特征，认为法律就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限制，却未想到法律限制的是错误的行为、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有益的行为，保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二是看问题过于片面，正如对于杀人犯和骗子而言，法律体现的就是强制性，法律对邪教组织和部分别有用心的邪教头目和骨干来说，当然表现为强制取缔，而对普通的邪教练习者更主要地是一种感化和挽救。“法轮功”练习者从维护”法轮功”的自私角度出发，当然只能看到法律的强制性了，一旦他们摆脱了““法轮功””的精神桎梏，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愚昧性
以李洪志的自私，当然无法理解法律无私的境界，以及保护人类自由的核心内涵，但他却偏偏要显示自己的博学，对法律妄加评判，居然还指使明慧网对刑法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注：该文中将其称作“利用邪教妨碍法律实施罪”，这是不标准的）进行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诋毁。
法轮功的明慧网在《浅论“利用邪教妨碍法律实施罪”之荒谬》一文中称，“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一个人真的利用邪教犯了罪，那么就会有相应的可利用常识或公认标准来判断的明显的犯罪行为，那么就会有相应的法律来制裁他，根本用不着这条罪名”。按照这个逻辑，现行法律的许多罪名都可以省去了，如“放火罪”就用不着了，烧死了人，就是“故意杀人罪”，烧坏了东西，就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类似很多。显然这很可笑，犯罪构成要件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仅凭某一方面的表象特征而轻易判断一个罪名，“利用邪教”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客观要件，导致客体要件也发生了变化，这同其他罪名有着质的区别，如果像“法轮功”说的那样，就违背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文中还提到“这个罪名不是因为犯了具体的罪”，请问何为具体？以“利用邪教组织” 的具体手段来实施“破坏法律实施” 的具体行为，不知“主佛”李洪志还要怎么具体。至于文中自以为聪明地列举了“利用做好人妨碍法律实施罪”、“利用养犬妨碍法律实施罪”、“利用骂国家领导人妨碍法律实施罪”等例子作为反驳，就更为可笑了，先不说这些例子举得是否文明，本身它们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利用邪教组织”有可能 “破坏法律实施”，所以法律规定了这项罪名，而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做好人”不会“妨碍法律实施”，“养犬、骂人”虽然可能违法，却也不至于“妨碍法律实施”，所以这三个例子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又有何资格与刑法三百条的罪名相提并论呢？我国刑法规定了数百个罪名，为何李洪志单对邪教的罪名如此感兴趣呢，莫非是在对号入座吗，若能有此自知之明也可算不错。
在此奉劝“李大师”，如果神神叨叨地说“天上的法”，那就请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不要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贻笑大方；如果讨论“人间的法律”，至少也请先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实在不懂，那就态度谦虚些，不要再犯常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