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基本上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格局。各国政府在对待邪教问题的态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国家体制、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等因素，使得不同国家对邪教的判定存在不同的标准，在处置邪教问题的做法上也不尽一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少数西方国家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对邪教问题采取“双重标准”，即对危害别国利益的邪教态度暧昧，甚至纵容支持，利用它作为牵制其他国家的手段，你说是邪教，他说是“精神运动”;而对那些严重危害本国利益的邪教，则采取极端手段乃至动用军队、使用武力来对付，从不手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一些邪教提供了苟存的机会。当一个主权国家依法打击产生在本土的邪教时，诡计多端的邪教就会跑到其他国家找到发展蔓延的土壤和条件。邪教是无孔不入的。“法轮功”正是钻了这样一些空子，才把触角伸到了一些国家和和地区。
邪教跨国蔓延带来的是福还是祸？邪教邪教，邪恶之教，容之则养痈，激之则生变。邪教决不会因异国他乡的接纳收容而改邪归正。它象一股祸水，流淌到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灾殃，附佛反佛，附道反道，入国害国，入家害家。邪教是反道德反传统的，在邪教那里，没有知恩报恩可言，没有诚实守信可说，他们的任何承诺都是靠不住的。邪教由其邪恶本质所决定，它最终决不会给异国带来福祉，而只会带来麻烦和灾难。上个世纪50年代产生在汉城的韩国邪教“统一教”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个臭名昭著的邪教在韩国受到打击后，教主文鲜明跑到美国寻求发展蔓延的空间，打的是“到美国去拯救苦难”、“反对共产主义”的招牌，干的却是用现代技术给信徒“洗脑”、用残酷手段惩罚信徒、用邪教搞政治、用邪教聚敛钱财的勾当。文鲜明利用邪教搞政治，推出的第一个行动方案是“肉馅行动”，即精心挑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信徒钻进国会工作，并与议员们建立亲密关系。据说在1971年至1976年间，有几十名国会议员被拉下水。“统一教”在美国的大肆传播，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1984年7月文鲜明被美国人送进了监狱。美国为接纳收容邪教付出了代价。
韩国是邪教的重灾区，韩国饱受了邪教泛滥之苦，所以韩国知识界对邪教有一种特别的警觉，《“法轮功”是邪教》一文的发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认真拜读了《“法轮功”是邪教》一文和介绍文章写作背景的资料，拜读了介绍《宗教与异端》杂志及其社长李大馥先生反邪教事迹的资料，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为社会健康发展所做的出色工作，令我倍感钦佩。
首先，他们高度关注邪教事态的发展，对“法轮功”的邪教性质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法轮功”邪教于1994年开始传入韩国，1996年借助计算机通信在全国扩散。至今在全国已有200多个练功场，据推算有数万人早晚练习“法轮功”。练习者男女老少皆有，从上流社会到平民百姓，范围很广。《“法轮功”是邪教》一文的作者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法轮功”在韩国的情况进行调查。她多次到中国驻韩使馆、领事馆等地，目睹和采访了“法轮功”疯狂的反华行动。文章作者凭借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翔实的资料，作出了“法轮功”是邪教的结论，及时向社会敲响了警钟。
第二，深刻揭示了“法轮功”对韩国社会的危害。从他们反对“法轮功”的明确态度可以看出，李大馥先生与文章作者对邪教本质的认识是入木三分的。在他们看来，邪教不管是产生在本土还是从境外而来，本质都是一样的，都会严重地危害韩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与“双重标准”邪教观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在他们看来，“法轮功”以所谓政治避难为借口，要求获得永久居民身份，这实际上扰乱了韩国社会的正常秩序，揭露“法轮功”的本质，粉碎其在韩国的扩张，已成为迫切课题；“法轮功”散布的歪理邪说，冲击了韩国传统基督教的教理，扰乱了人心，必须告诫民众提高警惕；韩国“法轮功”组织每天到中国驻韩大使馆前示威，大肆反华，尤其是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韩时，这批人还跳出来集会抗议闹事，企图破坏中韩友好。中韩友好是中韩两国人民的福祉，破坏中韩友好当然是对韩国人民的伤害。这种从全局从本质上观察邪教为害的角度与深度，令人深受启发，字里行间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对社会公众的关切。
第三，李大馥先生等人创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异端邪教的“基督教异端似是而非研究对策协议会”，制定了判断邪教以及采取对策的一套体系，其中包括25条判断标准。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判断正邪的标准和尺度，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也是防范邪教为害的治本之策。
邪教跨国蔓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法轮功”邪教在不断跨国蔓延的同时，自己也日益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危局。境外“法轮功”的危局在韩国已端倪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