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青春是美好的，但想到我自己的青春，却是那么不堪回首。
我叫李婷立，今年37岁，随县吴山人，1996年6月，我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师范大学，那时的我意气风发，为了我从小立志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理想而憧憬着。可是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学期，我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改变。那是我大学的第一个假期，我希望能让它充实一些，所以每天帮家里干完家务之后，我就会到小区里，到公园里散散步，或者是在家里看看书。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公园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练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先前的几天我只是站在旁边看看，觉得这种气功的招式很有趣很新鲜。
几天之后，练功队伍里的一位阿姨找到我说“小姑娘你也跟我们一起练吧，练大法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消业’，这是一种宣扬‘真、善、忍’的法功，跟着练绝对不会吃亏的，你一看就是有文化的，跟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吧。”其实当时的我纯属好奇，再加上她说的“真、善、忍”，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打算看看。练了几天之后，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我真的觉得身心舒畅了很多。这时候，那位阿姨又出现了，并给了我几本书和一张光碟，跟我说练习“法论大法”就是弘扬宇宙真知，是在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我听她这么说就更好奇了，回到家中就开始仔细的研读那几本书，还反复看了好几遍“光碟”。
那时的我不知道是着了什么魔，开始深深的被“法轮大法”所吸引，每天练功打坐，还跑到公园里和其他的“法轮弟子”在一起讨论，忙着联系同学、朋友，拉更多的人入教，那时我真的满心以为我是在干伟大的事业，比我的教师事业更重要。渐渐的父母发现了我的异常，知道了我在“练功”，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邪教，只是告诉我，应该多看一些专业的书，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我责怪他们没有看过“伟大的教义”就胡说八道，还喋喋不休的跟他们讲诉法轮功的伟大，可是那时父母都忙着上班，他们没有跟我一起练，而我则从心底里开始排斥他们、疏远他们，视他们为邪恶之人。
1996年9月，开学的时间到了，我回到了学校，父母虽然担心我，可是他们以为我回到学校我自然就会正常了。然而，我却在错误的道理上越越走越远。我开始四处收集关于法轮功的书，联系“同修”，不再去上课，整天神经兮兮的练功。那时我早上五点钟就起床打坐，嘴里念念有词，一遍一遍的诵读着教义，连饭都不吃。墙上挂着“导师”李洪志的“圣像”，早饭膜拜，虔诚至极。我还对班里同学说：“人类就要毁灭，地球也要爆炸”，“只有‘法轮大法’能超度众生”。同学们都以为我得了神经病，不敢接近我。到了学期末，我干脆连考试都不去，我觉得所有的知识文化都是假的，只有法轮功才是永恒的宇宙真理。
1997年1月，我退学了，在离校之前，学校的老师还轮番劝告我，希望我能够回头是岸，可当时的我已经走火入魔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父母把我带回家关了起来，没收了我的书和光盘。我开始认为我的父母是“恶魔”，我必须追随伟大的教义拯救他们，我要“超度”他们，带领他们一起“升仙”。
出院后的我只能躺在床上，每天都被无尽的噩梦折磨，甚至开始出现幻觉，大喊大叫，父母怕我出事，终于含泪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我接受了一系列的治疗，无法接触到法轮功，我的精神也渐渐的好转了一些。可我依然想不通，伟大的“法轮大法”为什么没能让我“升天成佛”。
直到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真面目，党和政府也全力帮助我们这些受害者。反邪教志愿者们找到了我，陪伴开解我，为我送来了慰问品。他们还带来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对我耐心细致的教育，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像亲人一样呵护我、关注我的情绪。那段时间，志愿者们几乎每周都会去看我几次，带来厚厚的资料和报纸，陪我读书看报，在报纸上我看到了无数像我一样执迷不悟的人家破人亡，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终于让我悔悟了，我开始分辨是非，渐渐走出了困境。
2000年，我的大学同学们都毕业了，奔赴到全国各地走上了教师的工作岗位，为祖国奉献力量，那曾经也是我的理想啊！可是，当时班级的30个人，却只有29人毕业了，没有我！那原本应该是人生中最美的大学时光却成了我的梦魇，我断送了自己的人生，也毁了家人。如今，我只有无尽的后悔和深深的歉意。虽然父母、朋友和来自社会的好心人都在帮我，让我重新开始，可是那逝去的青春谁来赔偿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