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丽丽，今年36岁，是黑龙江省高路局职工。我的养母叫付桂清，1949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1968年9月毕业于哈尔滨市35中学，1970年分配到哈尔滨汽轮机厂工作，入厂后不久嫁给了养父刘伟。母亲因不能生育，家里没有孩子总感觉对不住养父，两人商量后抱养了我，起名叫刘丽丽。母亲多年患有头疼病，久治不愈的她去过医院，找过偏方，还偷偷跳过大神，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

　　1996年5月的一天，邻居张婶找到母亲，送给了母亲一本《转法轮》，说练法轮功可以“消业祛病”，让母亲练练。母亲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习练法轮功。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母亲觉得自己的病仿佛好多了。自此，她认为找到了“真经”，每天《转法轮》书籍不离手。看到“师父”在书里说的“只要坚持‘练功’，就能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能力有什么能力，‘圆满’了就是光焰无际的‘佛道神’，就是修成了很大的神”的时候。母亲当时兴奋极了，认为只要自己修炼好了就可以成为“神佛”。从此，母亲开始接近疯狂地追求“成神成佛”，“真、善、忍”整天挂在她的嘴上，“上层次”，“成神成佛”成了她追求的人生目标。不久，母亲还动员养父也跟着一起“练功”。开始养父不同意，可经不住母亲软磨硬泡，养父也开始习练，并逐渐痴迷进去。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事件全部用于“练功”，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疲乏的母亲“练功”一结束倒头便睡，她认为这是练功减轻了她的头疼痛苦，逢人就现身说法描述法轮功的神奇。我家每天人来人往，有很多杂七杂八的法轮功咨询者出入我家。由于母亲现身说法名声大噪，1997年3月她被提拔为哈尔滨市动力区法轮功辅导站站长，1998年6月又出任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从此，养父跟随母亲奔走于哈尔滨的各个辅导站点，他们严格执行“师父”所说“放下亲情”，“放下执著心”的要求，饭也不给我做了，也不再管我的学习了。幼小的我实在饿得挺不住，只好跑到好心的邻居家东求一口，西讨一顿地艰难度日，经常接连几天见不到养父母的身影，仿佛他们心里已经忽略了我的存在。

　　1998年11月，由于哈尔滨日报刊登了几篇评论法轮功的文章，在李洪志“经文”的鼓动下，母亲组织参与了围攻哈尔滨日报社的请愿活动。1999年7月底，他们又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了“万人请愿团”活动，向政府要“说法”，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被劝返回家后，单位领导和同事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要他们以工作和家庭为重，干好本职工作，不要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母亲和养父根本不听规劝，还把工作抛在脑后，置家庭不管不顾，决心继续“练功”，始终将“成仙成佛”，“圆满”作为他们的人生目标。

　　可是，没过多久养父就病倒了，整天不停的咳嗽。我哭着劝养父到医院看病，可母亲呵斥我说：“有病不能去医院，吃药更不管用，我们是在‘消业’，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是，养父的病不但没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竟卧床不起了。看着骨瘦如柴的养父，我非常心痛，曾多次提出带养父去医院看病，都被母亲拒绝了。无奈之下，我求邻居请来医院的医生，在家里给养父看病，养父死活不肯让医生看。父亲还对医生说：“我是修炼人，是没有病的，这是‘业力’所致，不需看医生，你们走吧，不要打扰我‘练功’。”母亲也一个劲埋怨我。母亲坚持每天盘腿打坐、单掌于胸前为养父“发功”，求“师父”保佑能够让养父早日康复。

　　2002年5月1日早上，养父起床上卫生间时摔倒在地，人事不省。我哭着喊着要送养父去医院，遭到母亲厉声拒绝。傍晚时分，养父病死在家中。直至咽气的那一刻，养父的手还在一直触摸带在他胸前的“护身符”，眼睛都没闭上。母亲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死去的养父，呆若木鸡。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是哈尔滨市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师父’要求的我都做了，怎么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救不了，这是为什么呀？”

　　不久，母亲也病倒了，她整天抱着头，喊着头疼，严重时疼得在床上打滚。由于疼痛，养母功也练不成了，还越来越嗜睡。2002年6月的一天，母亲竟然昏睡到中午12点多也没起床，我好不容易才把她叫醒。养母说她头疼，我提出要送她去医院，可她却对我发起脾气说：“我练了这些年功，现在想睡觉说明我的头疼病就要彻底好了，你要送我去医院就是要我前功尽弃呀。”可是，过了没多久，母亲竟然昏倒在床下。我当时吓坏了，跑去喊来邻居帮助把昏迷中的母亲送到市医大二院。经医生检查，确诊养母得的是松果体母细胞瘤，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脑癌。听到结果后，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欲哭无泪！

　　2002年8月10日零时52分，母亲做着“成仙成佛”的梦结束了人生旅途，终年才53岁。

付桂清生前照片

【责任编辑：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