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伟龙，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人，1985年8月出生，高中文化，一家私企员工。我的父亲叫朱建国，1949年11月出生，原云霄县卷烟厂中层干部。从十几年前，由于在卷烟厂的工作压力较大以及肥胖、运动少等原因，正担任烟厂车间主任的父亲，刚中年就患上了高血压、肩周炎、食道炎等病症，没少为病痛烦心。

　　我记得那是在1996年5月的一天，父亲的几位牌友上门泡茶，在闲聊过程中，有人鼓动父亲去练法轮功，说“可以包治百病”！这对于多年受病痛折磨的父亲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于是，父亲便加入了练功的行列。

　　自从练功以后，父亲的对外交流少了很多，经常来往的也就那几名功友，有时他甚至可以在家不声不响呆上好几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和“练功”，加上有规律的运动和调理，父亲感觉精神状态好了许多，身上的毛病得到一些缓解。他便将这一切都归功于法轮功的“神效”，完全忽视了锻炼的作用，感觉象捡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这更加坚定他修练大法的信心，认为是李洪志和法轮功治好了他的病，有时甚至在言语间表露出感恩戴德。于是，父亲不仅自己天天练，还推荐亲戚、朋友、同事练。更可悲的是，他不但停止了原本的用药和治疗，还把正在读书的姐姐（朱明丹，1978年出生）拉进了他们的队伍。母亲是那种贤良而温顺的人，刚开始，见父亲乐在其中，生活内容好像也丰富了一些，也就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不赞成，也没反对。而我，由于当时还小，就没有加入练习法轮功。

　　由于父亲能说会道、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除了每日勤于“练功”之外，每次聚会活动，他总是最积极的人。因此，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被功友“推荐”成为云霄本地工作站的负责人。在父亲的影响和要求下，姐姐也开始痴迷于法轮功，从此无心学习，一心钻研《转法轮》，上课无心听课，回家与父亲一起交流学习心得。有一次，甚至将学习法轮功的心得笔记当作作业交给了高中的老师。长期“心不在马上”，姐姐的学习成绩也从此一落千丈，经常受到老师批评。不久，姐姐便干脆休学回家，与父亲一起，整天沉迷在法轮功描绘的“开天目”、“得福报”、“上层次”精神世界里，憧憬着“白日飞升”、“得圆满”。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8年11月，在当时经济转型的冲击下，父亲上班的云霄卷烟厂宣布倒闭，父亲也因此下岗了，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没了，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然而，父亲当了这个“负责人”以后，却变得越来越“无私”和“慷慨”，由于活动频繁，“练功”开销大多由他支付了。我们都很不解，母亲更是无法接受，但是，头脑发热的父亲此时已经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解和反对了，依然我行我素。

　　为了方便他们“弘扬大法”的神圣活动，父亲甚至下“血本”，花了将近一万元买了一整套的扫描印刷一体设备。于是，我家三楼的小书房变成了他的“文印室”和“工作室”。在一次又一次的“奉献”之后，烟厂倒闭清算时补贴给父亲的那一笔还算丰厚的生活补助金也逐渐被他消耗一空。在父亲“求圆满、治百病”泡沫理想情绪高涨的关口，母亲一次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但是，任母亲如何劝都已劝不住。此时的父亲和姐姐一心沉迷于“圆满”的美梦当中，任几头牛都拉不回来了，我的家也慢慢分成了“两派”：父亲和姐姐的“大法派”、我和母亲的“反对派”，割舍不开又无法真正对立的两个矛盾体。

　　父亲的血压本来就很高（当时日常测量的收缩压就已经达到160mmHg以上），自从练法轮功后降压药也停止服用，出现头晕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但是，头晕了父亲都认为是“法轮”在转，并常常喃喃自语：“练功可以‘消业’，不需要治疗，‘师父’一定会救我，能给我治病，不需要吃药、打针……不需要。”我们的反对得到的只有训斥和被凶。对此，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请来大舅他们几个给他讲道理，又请来父亲平时最要好的朋友做思想工作，都无济于事。

　　1999年的7月，政府宣布依法取缔法轮功。听这个消息后，父亲和姐姐仍旧没有悬崖勒马，只是变得更加隐蔽了，有些事甚至都不让我和母亲知道。每天生活的日子里，不知道母亲哭了多少回。但是，无论母亲如何苦口婆心的归劝，都始终无法让父亲回头。

　　父亲的脸色越来越差，饭也吃得越来越少，母亲最担心还是他的病情，恐怕已经没办法再耽搁了。2000年春节过后，母亲想了一招，给他另配了一副碗筷，并在他吃的饭里、汤里偷偷放上降压药帮助降下血压。而姐姐，已完全成为父亲带领下的忠实练功者，在父亲身体不好的情况下，都是派她出去活动、去组织，俨然成为这个团体的“召集人”。姐姐也曾不止一次地要我也参加他们的“神圣团体”，但我一直都没理她，反而泼她冷水。于是，我们两人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交流也越来越少。

　　2004年的5月，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手脚不灵敏，走路实在不方便，就干脆在幕后“指挥”姐姐出去行动，回来再向他汇报情况。父亲则在家里帮姐姐准备印刷宣传单、宣传册、宣传标语等材料。2004年7月的一段时间，姐姐频繁地串联了几个功友，三天两头就利用深夜到凌晨的那段时间出去活动，要么到大街小巷里放宣传单，把宣传单从居民家的门缝里塞进去，要么就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县城人员集中的东市场、西市场、江滨公园、将军山公园到处散发宣传单、张贴法轮功的宣传标语，要么就在我家的三楼书房里聚集讲法，活动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秘密。而此时，母亲阻止父亲的脚步已经到了“左跪右求”的地步了。父亲并没有因此觉醒。到了这个时候，我有些恨我的父亲。

　　祸不单行。也就在2005年2月，亲戚朋友来家探亲，发现父亲脸色比以前越来越黄，甚至两眼部位有些发黑了，怀疑是不是肝脏或胰腺有问题，纷纷劝他到医院做检查。父亲仍然笑笑说自己再练一下功就会好了，用不着就医，就医对他们这些“有神功护体的人”没有效果。随后，母亲请医生到家里给父亲治疗，他也不让治疗。而且态度很恶劣。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直到2005年6月底的一个夜晚，母亲发现卧病在床的父亲呼吸局促，感觉不对劲，急忙拨打120急救电话。经诊断，医院给的结论是“晚期食道癌，这时治疗已太迟了”！12月底，父亲很悲哀地离开了人世。临走的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充斥着茫然、绝望，没有一丝后半生一直所设想追求的“圆满”、“升天”的喜悦。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面对家途四壁，母亲的精神几近崩溃，在一夜间头发白了很多，整天以泪洗面、不言不语。原本幸福的家，转眼间近乎支离破碎，除了哭声，就是沉默，充满了对“法轮大法”无尽控诉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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