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秀荣，今年68岁，家住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本来，我也有个幸福的家，丈夫对我很好，儿子、儿媳虽常年在外打工不经常回来，但他们对我很孝顺。尤其是我那可爱的大孙子，虎头虎脑，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跟会说话一样，谁见了都要夸一顿。可如今，这一切都像是海市蜃楼，只能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我恨“法轮功”，是它，害得我家破人亡。  

　　1996年2月，我儿媳妇儿经过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让我们全家人都高兴了很久，尤其是孩子的爷爷，在孙子即将百天的时候，连续摆了几天的席，宴请同村的亲朋好友过来喝酒。4个月之后，由于还要工作，儿媳妇儿狠了狠心，给孙子断了奶，回城里工作了。从此，照顾孙子就成了我的首要任务。我年轻的时候常年在地里劳作，养育孩子的重任又大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落下了很多病根，胃病、腰痛病，需要常年吃药。有时候病痛难忍，夜里都睡不着觉。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只要看到孙子开心地对我笑，我就什么病痛也感觉不到了。  

　　一天，一个亲戚来我家串门儿，看到我一边给孙子喂奶，一边用另一只手摁着胃，便劝我练习“法轮功”，说练习这个“功法”不打针不吃药便能治好我的病。一开始我也不相信，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东西，可以一下子治好医院都治不好的病。以后，这个亲戚就经常来我家劝我，把“法轮功”说得神乎其神，还带给我“练功”的书籍和磁带。  

　　1996年9月，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练习“法轮功”，没想到病痛真的有所缓解，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有规律的运动和心理暗示的作用。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镇里、村里的领导都来我家给我做工作，告诫我不要再练下去了。我一个农村女人也没什么主见，就不再“练功”了。可是我刚停止“练功”半个月左右，孙子就发起了高烧，无论用什么办法就是不退烧。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还很差，可把我吓坏了。一起练功的“同修”知道后，偷偷过来告诉我说，我孙子生病是因为我脱离大法，身上“业力”又增加了，是“师父”对我小小的惩罚，只有重新练功才能继续“消业”，才能获得解脱，也能让孙子的烧尽快退下去。愚蠢的我竟然信以为真，为了让孙子的病赶紧好起来，我又开始重新“练功”，且越陷越深。又过了几天，孙子身上出了疹子，烧也退了下去，当时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修炼“法轮功”上，觉得是“师父”给孙子“消业”的结果，是“师父”“法身”保佑的“福报”。现在我才明白，那只是儿童生长过程中正常的生理现象罢了。之后，我为了“练功”、“消业”和追求所谓的“圆满”，每天除了在床上“打坐”、“练功”，就是外出和“同修”交流心得，再就是趁着清早或夜晚偷偷外出张贴“法轮功”宣传品“讲真相”，对家庭开始不管不问。我把孙子扔给了丈夫，只在偶尔有空的时候看看孙子，可怜我那一辈子也没怎么照顾过孩子的丈夫，不得不给孙子做饭、洗尿布。有几次，丈夫趁孩子睡着时，软硬兼施地劝我不要再“练功”了，说“法轮功”是邪教，已经被国家取缔了。可这时候的我已经走火入魔，觉得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决心一定要守住心性，绝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片好心。丈夫气急了还动手打了我，但我依然死不悔改。  

　　直到发生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追悔莫及的事儿，我才认清了“法轮功”的本质。1997年1月，我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冷，孙子不知怎么着了凉，又发起了高烧。丈夫要把孙子送去医院，我坚决不同意，并跟他说，上次孙子发烧就是我“练功”治好的，这次也一样可以。就这样，我开始“练功”，为孙子“消业”，可两天过后，孙子的烧一点儿都没退，还比以前更严重了。我以为是自己的“功力”不够，又急忙请来几位“同修”，一起给孙子“治病”。可无论我们怎么“发功”，孙子就是不见好。这次，丈夫终于忍无可忍，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赶到家后，抱起孙子就奔去了医院。  

　　第二天，我听到了噩耗。由于送医不及时，孙子由普通的发烧转化成了肺炎，而且婴儿不会咳痰，孙子被一口痰活活憋死了。之后，儿子和儿媳回家收拾孙子的东西，我像被抽了魂一样，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直到儿媳抽了我一巴掌，我还在想：打吧，打吧，打死我吧，我就是个罪人，我该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儿子和儿媳。  

　　如今，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都忍不住扇自己几个大嘴巴，修了这么长时间的“大法”，“师父”也没能保护好我的孙子，我真为自己的愚昧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