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重庆市大足区复隆横店村一组村民，高中毕业（高79级）后，父亲让我跟着师傅学了一门手艺——木匠。由于我有点文化，能说会道，接受能力比较强，没用几年，我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工，周围家庭里大大小小的木工活都来找我，我的生活也因此越来越富裕，娶妻生子，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但这种幸福生活却因为“法轮功”戛然而止。

　　1996年，我和几个老乡到北京丰台区打工，下班后没事闲逛，看到一群人在练“气功”（后来才知道是法轮功），由于我对民间流传的强身健体的各派气功都比较喜欢，便上前去看热闹，经“气功爱好者”（法轮功习练者）介绍其功德如何伟大，圆满即可升仙等一大堆假话所蒙骗，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误入岐途。同年10月，我回到家中，巧遇同村的李良端和宝兴镇的陈清兵（两位都是法轮功练习者），在交谈中得知他们也在练习法轮功，他送给我一些关于宣传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我对书中所写的宇宙特性“真、善、忍”和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事很感兴趣，以后逐渐看得多了，相信了书中所说。从此以后，我对练功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大，不停地买书，买磁带，一有时间就捧着“法轮功”书仔细研读或者听磁带讲解，修炼“法轮功”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还经常利用赶集日到古龙镇、智凤镇、宝兴镇、玉龙镇、万古镇、中敖镇等乡镇去“弘法”。李良端和陈清兵见我如此积极，还专门为我送来一台手提电脑，教我如何上网，从网上下载法轮功宣传资料，一起商议如何策划活动等。此时，我早已不听家人的劝阻，任由李洪志的摆布，不但木工活不干，农忙时节连田地里的活也不干。在所有人的眼中，我成了一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神”人。家里的日子也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原本富裕的家庭变成了困难户，靠借钱度日。老婆孩子生病了，我也不让她们就医，家庭面临分崩离析。老婆孩子出门也抬不起头来。

　　1999年5月，我的小儿子高烧不降，躺在病床上呻吟，我坚决不让孩子看医生，让孩子躺着，我念“转法轮”给他祛病，从中午到傍晚，一直念，还叫来功力深厚的功友李良端和陈清兵来一起念。妻子干完农活回家，看见小儿子在床上抽搐，怒火中烧，重重地给了我一个耳光，叫来院子里的邻居强行把小儿子送到大足县人民医院，经过抢救和两周的治疗，已经患上了肺炎和脑炎的小儿子，逐渐康复（后来才听说，晚送半个小时，孩子可能就没有救了），出院后妻子带着小儿子搬回了娘家去住，说不愿意和我过下去了。父母见我这样，也不让我进家门，我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涯。

　　我当时痴迷于李洪志说的“放下所有的名、利、情，将会修出一颗慈悲的心来的神”，可是我修出来的除了冷漠，便只有对亲情、友情的无动于衷。为了达到更高层次，我还与另外几名（李良端和陈清兵等）功友，共同商议，计划在大足县城的大街小巷，照明灯杆和社区楼道、电线杆、电话亭、围墙等地方张贴“法轮功”宣传品。面对已经走火入魔的我，妻子无计可施，只有求救于反邪教志愿者。

　　很快，县城里的反邪教志愿者就来到了我的家。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精心准备了很多材料。经过他们的耐心劝导，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这是在干什么呢？”但这一善念转瞬即逝，为了自己的所谓“圆满”，坚持练功。

　　为了练功，我和功友们一起，每天奔波在“弘法”路上，以致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我们一起练功的人，都是离家出走，没有收入来源），长时间的饱一顿，饥一顿，我得了严重的胃病。我却不这样认为，我以为是师父在考验我。因为李洪志说过，“真正练功的人没有病，病是修炼对你的考验”。我便拒绝治疗，也不服药，后来胃痛得越来越厉害，可我还是坚持练功消业。到最后痛的连路也走不了了。闻讯赶来的反邪教志愿者们把我送到大足县医院，在医院里住院治疗了十二天，胃病虽然得到了控制，但已经留下了后遗症。出院后，我终于认识到医学的伟大，只有医学才能治病，而法轮功只是李洪志欺瞒世人的道具！

　　远离法轮功之后，家人重新接纳了我，我又捡起了木工老本行，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现在一天就有两三百元的收入，我们一家人又重新过上了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