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菊先生活照 

　　我叫王菊先，今年70岁，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白玉村人。我从小体弱多病，结婚后生了6个子女，我既要做家务、照管几个孩子，又要和丈夫起早贪黑、日晒雨淋的在田间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由于常年的劳累，生活上又省吃俭用，身体状况糟透了，经常出现头晕眼花、心慌、全身乏力的症状，没有钱看医生买药吃，实在熬不住了就买几片止痛药吃。1998年7月，邻居张明刚（平时称他张三爷）看到我的身体和家庭状况后，就给我推荐法轮功，他说：“练法轮功，不用打针吃药，病都能练好，同我们一起练功的胡四姨的咳嗽病都缓解了，我原来的血压高现在都正常了，头不晕不疼了，你来试一下嘛”。我说：“我一家七、八口人要吃饭，哪有时间去练功啊”，张三爷劝我说：“现在你身体要紧，晚上练功不会影响你白天做农活的”，我觉得张三爷说得有道理，心想练这种功法能治好我的病，不用花钱费米的有啥不好呢？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背着家人偷偷地开始了修炼之路。  

　　刚开始学练法轮功时候，我就在张三爷家练功，他教我练功动作，还要我看《转法轮》书，听师父讲法录音。他说：“每天要来练功学法，师父才会给你清理身体，替你‘消业’，而且师父的“法身”会保护你，你的头晕病才会好”。按照张三爷的指点，我连续一个多月的练功学法，感到自己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我心里想：练法轮功好灵验。丈夫看到我头晕病好多了，精神和气色都不错，就支持我去修炼法轮功。自从那以后，我练功的积极性很高，越练越痴迷，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练功学法。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很不理解、想不通，整天牢骚满腹的，心想这么好的功法，为啥不准老百姓练呢？一定是政府搞错了。张三爷照样的召集功友练功学法，他叫我们不要放弃，要挺住，总有一天政府会为法轮功平反的，在张三爷的鼓动下，除了集体练功外，我每晚在家坚持打坐练功学法，有时练久了，感到一阵阵的头晕，我认为是师父在为我“消业”。 

　　2003年2月的一天晚上，张三爷说：“师父叫我们走出去‘讲真相’，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要放下怕心、放下亲情,走出去‘弘法’、‘护法’、‘正法’‘救度世人’才能‘圆满、上层次”。按照张三爷的安排，我和功友一起走村串户向群众“讲真相”，向行人宣传“法轮大法好”，鼓动其他人也来修炼法轮功，在宣传的同时，我们还把打印制作的法轮功传单、光碟，利用晚间发给过路群众，被反邪教志愿者发现后，将我们送到派出所，执勤民警依法对我们进行了训诫，并耐心地讲解国家法律，说法轮功组织已被依法取缔，叫我们不要做违法宣传。当时我们答应不外出宣传了，只是口服心不服，思想还是很固执，仍然坚持练功学法。 

　　2009年农历腊月29日晚，张三爷打电话给我说：“明天晚上，我们准备趁世人都在看电视、守岁这一大好时机，走出去盖章（刻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法轮功反宣章印）‘救度世人’”。第二天大年30晚12点过，我和张三爷等5名功友冒着刺骨的寒风、毛毛细雨，带上红油漆和5枚方形印章，分散在我家对门公路边的电杆、石坎上盖上。当晚我们走了三四公里的路，盖了三十多枚章印，我走累了，觉得头发晕，摔倒路上，头还碰出了血。回到家，已是凌晨三点了。 

　　正月初一早上，我发寒发冷、头晕眼花的起不了床，家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体温高烧到40度，血压升至100—170mmHg，经过几天的治疗，病情才有所好转。出院时，医生说我患上了高血压，必须长期服药控制血压，才无生命危险。正月初五一早，公安民警赶到我家，提走了我隐藏在家的5枚法轮功印章，并再次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要我遵纪守法，反复叮嘱我，以后再也不能外出弘法护法了，否则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正月二十晚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张三爷在家练功时，突发脑溢血死亡。我和胡四姨几名功友迅速感到他家去，为张三爷打坐发功，祈求师父“法身”保护，折腾了一晚上，结果并没有让张三爷起死回生。 

　　我回家后反复在思考：学法练功近10年，吃了不少的苦头，按照师父说的勤修“大法”来“消业”，不看病，不吃药，不但我患的高血压病没有治好，反而更严重了，如果不是医生为我抢救治疗，可能早就没命了。我又联想到功友张三爷，他多年虔诚修炼法轮功，对师父忠诚不二，师父为何不发功“救度”张三爷呢？说明师父的佛法不灵，并不能为大法弟子“消业”祛病。如果张三爷能早点看病就诊服药，他不至于过早的离世。张三爷的死，对我触动非常之大，让我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明白了法轮功是地地道道的邪教，我现在已彻底决裂法轮功，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