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
尽管自焚事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在痴迷之中不能自拔，但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大火，毕竟把我推到了一种尖锐矛盾的焦点状态。这实际上就是我的灵魂再一次蜕变的开始，迈向新生的过程。
2001年1月30日，我被转移到了北京市公安医院的病犯科。这间病房共4张床，就安排我一人住下。听说是为了避免感染而采取了隔离治疗，每天两次紫外光照射，并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外科医生。
杨沫医生，30岁左右，和蔼可亲，一米八以上的个子，白白的脸庞，身材挺直、举止大方。每次到病房看我总是微笑着，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对我的烧伤他每次都认真查看，小心处理，同时不断看我，生怕我疼痛，有几次我感动地落下泪来。当我每次说感激的话时，他总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后来我才发现，不但杨沫医生如此，所有病犯科的医生护士都是如此对待所有的病犯。这里的病犯是各个关押点送来的，什么样的罪犯都有，但在医生护士们眼里都是自己的病人，像亲人一样的对待他们。对病犯的三餐供应全是营养配餐，伙食费约每月400至500元，病犯们没想到能吃如此好的饭菜。有的病犯半夜饿了要东西吃，值班的护士用自己口袋里的钱去夜市给他们买吃的，如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相信，他（她）们这种医德和崇高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对我的关心更为突出，病房内本来有暖气，杨沫医生怕我冷，对伤愈合不利，建议领导又为我买了一台电暖气，为了使我身体尽快恢复，专门为我买来汇源果汁，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无法言表。
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我采访是在积水潭医院，我以无声而拒绝了。2001年2月2日，央视又一次打算采访我，医院领导先问候了我的身体状况，我答谢后，又问我是否同意采访，我表示乐意接受采访，他们告诉我要实事求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答应了。
记者问：“你们为什么要到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
我说：“大法是正法，政府把它打成邪教，我作为一名大法中的真正修炼弟子，认为大法高于我的生命，我要为捍卫大法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到天安门自焚是对政府的一种抗议行为，和众多同修弟子一样走到天安门广场护法，自焚只不过是我们采取正法的最高形式而已。”
记者问：“刘思影年仅12岁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
这一问击中了我内心最痛之处，但我还是按“大法”弟子的“高度”认识回答了。
我答：“刘思影和她母亲在来京之前我都多次竭力阻止，但到火车上才发现已经晚了。另外我在想，这可能就是师父所讲的这些生命来之前就是这样安排的，我有什么理由再三再四的横加阻拦别人为大法而献身呢？”
记者问：“刘云芳没有自焚对此你如何看？”
我答：“来北京做这件事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被迫而来，在修炼中达到一定的境界后才能做出这种抉择而无悔，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怎么做自己定，我不作任何评论。”
记者问：“你们只顾自己圆满，事先想过会给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答：“师父在讲法中谈到，一个人的修炼的过程是修去常人执著心的过程（包括对人体的执著），执著圆满同样是执著，一切有为之法全是空，只管去修，一切尽在自然之中。不管别人抱什么目的，但我确实是按照师父讲的法去指导我的修炼并且也是这样做的。……我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人的情没放下，但我是努力在修，怎么会不想家呢！我都把它当成阻止我做这件事的思想业来抵制。自古以来凡做大事的人，如放不下儿女情长，是做不成大事的。我为自己能在那瞬间表现的举止自若、心静若止水而深感自豪。”
记者问：“你现在后悔吗？被烧成这样，今后如何面对家人、面对世人？”
我答：“我永远也不会后悔，来之前我一切都想到了，自焚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我都有充分的预料。这种预料我曾给一个同修讲过，事发之后可能如愿（死了），也可能会被救灭了。因广场是外松内紧，到处都是便衣警察，他们的眼很真很亮，警车上肯定有灭火器，我是司机知道这些，凡是允许上路的机动车必备有灭火器，更何况在天安门广场有几辆执勤的警车。万一被救灭了，肯定会被烧的一塌糊涂。今后如何面对家人，如何面对世人，这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尊听师父的话‘生无所求，死不惜留’，我做到了为大法而献身。”
这次采访后没过几天，也不知是哪家电视台记者又来对我进行采访，他们先是对我的身体情况询问后，又问生活上有什么要求没有，对治疗有什么意见没有等等。采访开始了，除了有类同前次采访的内容外，主要是向我通告一件她们所不解的而又感兴趣的事情。
记者问：“现在你为‘大法’而献身，竟落到如此境地，可在美国的‘法轮大法’总部竟公开发表声明，说你们是破坏‘大法’的魔，不是‘大法’弟子，他们不承认，对此你有什么要讲的？”
我答：“我是大法的真修弟子，一言一行都是按大法的指导去做的，师父一再让弟子们走出来讲明真相及护法，我所走的形式只不过是最高形式而已，有什么错？我不是为着让谁承认或不承认而修炼的，我做的错与不错自己心里有数，我只把它当作是对我的考验而已。通过这件事情也同样是对所有大法弟子的一次考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接着记者祝愿我的身体早日康复，对此我深表感谢。
到了3月下旬，我思念亲人的念头越来越强，想到年过七旬的老娘以及爱人、女儿，还有情同手足的弟弟妹妹，他们为我不知该有多么痛苦啊。这对我老娘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她受得了吗？她老人家现在身体如何？弟弟妹妹们也肯定为我操碎了心。同时也给女儿的男朋友及家人带来了不少的痛苦和麻烦，每想到此我很内疚和伤心，真是剜心透骨。但很快又想，一切都是对我的考验，因此不断强行克制自己的情绪。
4月3日这天河南电视台两名记者对我进行采访，他们和蔼可亲，非常随和，并告诉我他们刚从河南对我的爱人、女儿进行了采访，告诉了我一些情况。
记者问：“现在你想自己的亲人吗？”
我答：“非常想念他们，并很想知道他们的情况。”
记者说：“经过我们对你家人及工作单位采访证实，你是个很孝敬老人的儿子，弟弟妹妹的好大哥，工作单位汽车队及领导同志们没人说你不好的。他们还介绍，1992年12月31日你曾在铁塔公园跳进已结了薄冰的水塘内，救过一男一女和两个四五岁的落水儿童。老王啊你是个好人，你的确是个大好人。”从记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我深感惋惜和同情。
我答：“对老人再好也报答不了对儿女的养育之恩，谈不上什么大孝子，何况我也没能使她老人家享过一天福，我很惭愧，现在就更对不起她老人家。当时家父去世早，家很困难，弟弟妹妹成家时很不像样，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很内疚，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看到我现在的处境都很同情，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帮好言，其实我也没那么好。谢谢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今后我努力向大好人去做，谢谢你。”
记者问：“老王，假如你爱人和你女儿也和你同到广场去自焚，在那瞬间她们没有勇气点火并希望你帮助她们时你会怎么做？”
我答：“我认为做这件事如没有达到一定高的境界他是做不了的，做这样的事没人强迫，如果她们没勇气做的话，那么她们也不配做这样的事，我也决不会给任何人帮这样的忙。”
记者又说：“在郑州一个劳教所见到了你爱人和女儿，她们很想念你，并希望你能早日康复，你爱人何海华她可是大好人，等你出来后可要对人家好点。”连说了好几遍，又说：“你女儿和她母亲住在一起，上下铺。”这句话使我内心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这时摄影师用很温和的语气告诉我说：“你女儿的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现在还在自学，老王你会日语吗？”我答不会。他接着说：“我让你女儿用日语通过我向你转告一声，她对你要说的一句话是‘爸爸，我很想你’。她们希望通过我们把你要想和她们娘俩说的话由我转达她们。”
听了这句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过了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他们没有催促我，摄像机仍在工作着，过了一会儿我才说：“没什么要说的了，其实我们都心心相印。”
两位记者很温和地说：“别着急，还是说几句吧，我们是受她娘俩之托并把你的录音给她们寄去，因为我们有这个方便。”
真诚的语言打动了我，流着泪说了几句话：“希望你们早日回家，我对不起你们。”
听记者说我女儿准备出去后就要结婚了，我很高兴，又对着摄像机说：“你们的终身大事为父我不能在你们身边，为你们操办，爸爸对不起你们，家里条件不好，我很惭愧，你们因我而失去的，今后爸爸会加倍偿还，为你们祝福，等我回去后咱们还在一起练功。”
采访结束了，我为这位记者给我带来亲人的消息而高兴，内心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对他们的关心和热情我深表真诚的感谢。记者走了，我的心里从此不能平静，像大海的浪涛一样冲击着岸边的礁石，上下翻腾着，我不仅自问，修到如此境界置生死而不顾，面对死亡我都能心如止水，现在是怎么了？
这时心里呼唤着师父，难道我错了吗？师父一道道网上下载的经文都是让弟子们走出来。我坚定地走出来了，为“正法”，捍卫“法”我采取了最高形式置生死不顾，我没错，我没有错，一切都是考验，这时我坚信“大法”的信念又一次涌上心头，周身的血都在沸腾。
坚冰开始融化
2001年12月20日，看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关于法轮功人员傅怡彬惨杀亲人的报道。在看的过程中，我内心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愤恨，傅怡彬是个地地道道的杀人狂，泯灭人性，令人发指。傅怡彬为啥在习练法轮功后能如此邪悟，不着边际的瞎悟一气，并走到了残杀自己亲人的结果，下场如此可悲。从记者采访傅怡彬时的镜头来看，为何那种丑态而不知廉耻，并声称还要再杀几个人，真是可憎可恨，非人所为。
傅怡彬对记者说话时，那种疯疯癫癫瞎说一气，什么如何最后才能达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修的连自己都找不着门了。极乐世界是净土宗，执着一切都为空，就是一个魔也是一个傻魔。如此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家都是认为自己悟得对，别人悟得不对，大家都处在一种无休止的扯皮之中不能自拔，我们却把这叫做切磋，每个人都在五十步笑百步之中而不自知。
对傅怡彬的纪实报道观看后，使我的确震动很大，憎恨和悲痛之情难以平静。想到了类似案例接连不断的发生，联想到自己“1•23”事件中的那几位功友，心中更是悲痛万分，每当想起都暗暗流泪，内心在难以修补的伤处流血不止。
有人说我太固执，这是固执吗？不！决不！我认真按照法轮功的要求进来了，并走到了这步田地，如果别人说我是一个错误的话，自己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决不能盲从犯下更大的错误。按照师父说的，法轮功是一种玄妙，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理，是高于常人很高的理，只有当事人自己的经历和亲眼目睹。但是，如何认识，解释那么多问题，我在极痛苦的徘徊之中。天啊！要说苦，现在我体会到才是真苦啊！是一切皮肉之苦所不及的。
师父啊，你为何不马上下经文制止这一桩桩惨案的发生呢？你完全有这个能力拨乱反正，现在你却听之任之，视而不见，是不是犯罪显而易见，对此谁来负责？师父你不是讲过修此“大法”无论悟多高都不会出偏吗？结果怎样呢？对此你应该不应该给天下修炼大法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复啊？
过去，我认为他们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修炼”人和不应该及不允许参加“修炼”“大法”的人，但事实告诉我起码大部分都是真正的“修炼”人，不承认他们是法轮功修炼者是没道理的。可是造成一件件一桩桩惨不忍睹的案例，后果可怕之极。
2001年12月27日，我毅然决然写下了《与法轮功组织彻底决裂书》。
对于法轮功几点质疑的回应
自“1•23”自焚事件以来，李洪志不顾事实真相，全面进行了歪曲。针对法轮功邪教组织对“1•23”自焚事件的歪曲并提出来所谓“自焚疑点”，我来一一解答。
汽油瓶为何表面如故
我两臂中间的两个饮料瓶内装的是汽油，瓶子是用尼龙丝绳捆扎着吊挂在脖子上，并分别在两腋下用胶带缠绕在身子上固定着，然后，穿上毛衣，再穿上棉袄。点火前，我用单面刀片隔着毛衣把两个瓶子顺长划破后，汽油流了出来，同时我用左手按着了打火机。这些动作我都是站着完成的。大火顷刻把我吞噬了，由于缺氧，我呼吸感到困难，已没有时间再做双盘腿的姿式，就单盘坐了下来，手结着印，尼龙丝绳被烧断后瓶子什么时候落下来我不知道。瓶子里仍有大量的汽油冷却着瓶子，热气上升的道理人们都知道，同时又在很短时间火就被救灭了，故而，瓶子表面如故。
为什么灭火器拿得那么快？
凡是允许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辆都必须装带灭火器，这是常识，广场当时有警车和很多旅游车辆，及时取来灭火器是很容易的事。我是个多年老司机，我很清楚这点。
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法轮功造谣说我是武警，又说我是个被政府收买的死刑犯，那么我到底应该是哪一种呢？我穿的军警式皮鞋是我们汽车队发的，棉袄是厂服，上面还有开封市矛盾集团公司的标志，现在每一个开封人都知道我是这个公司车队的司机。
更可笑的是，法轮功说我们一家人是政府提前安排的，并不是一家人。我和何海华在1978年就结婚了，我们一家人有不同时期的合影照片在这里放着，照他们所言，中国政府是否早在1978年就为这次自焚事件提前作了安排呢？难道说政府连12岁的学生都做了安排吗？她们两对母女是否也是被收买的？我要问那些传播谣言的人，如果收买你一家人自焚，给你1亿元钱，你干吗？
刘春玲是被打死的吗？
在电视录像上，可以看到干警在救刘思影母女的画面上出现了飘起来的带状的东西。我想，这可能是她们出发前带走两个装汽油瓶用的书包背带被烧断后，被灭火器扑救时扬起来了。可是法轮功却造谣说是警察用棍子把刘春玲打死了。有谁会用这样形状的铁器打人呢？自古以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器，要想叫我们死还会救我们吗？
法轮功的自相矛盾
当我们自焚后，李洪志起初不敢承认我们是“大法弟子”。以后，在大量的调查证实面前，一些法轮功人员私底下又不得不承认我们了，但却说我们悟偏了。可李洪志在“讲法”中曾说过这个“法”大的无法形容它有多大，不管你悟到哪儿都出不去这个“法”，说我们悟偏了，你“法身”当时为什么没点化我们呢？你李洪志的“法身”无处不在，谁一动念你那“法身”就提前知道了，我们是不是“大法弟子”你还用反复调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