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景丽珍，今年48岁，是沈阳市于洪区平罗乡农民，16年前曾是法轮功习练者。 

　　最初接触法轮功是1998年10月的一天，我去市内的表姐家串门儿，第二天早晨陪表姐一起去公园晨练，公园的一个角落里有很多男男女女的，双手合十，席地打坐，后来才知道他们练的是法轮功，一位“热心肠”的老大姐凑了过来，向我们姐妹俩介绍这个功如何如何的修心又治病，还能给全家人带来福音。当时就引起了我的兴趣。那位大姐说，练这个功很方便，白天和晚上可以练，室内和室外可以练，单人和集体都可以练，表姐对此有些半信半疑，我却痛痛快快地应了下来，我从那位大姐的手里拿回了一本《转法轮》，如获至宝似的捧回了家，认真地读了起来，从此走上了这条差一点毁了我和全家的邪路。 

　　开始练的时候，我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练，白天不耽误干农活，都是利用早晚定时练习。后来才知道，农村也有练这个功的，找到几个“知音”后，我的练功就由家里转到了户外，由独自练习转到了集体切磋。那一段时间，可能是由于自己认为有精神寄托了，心情好了，生活也有规律了，感觉特别良好，练功的心劲儿也越来越足。后来听同修们说，练功要虔诚，要放得下亲情和欲望，这样才能长功快。于是我就想，别人在那里专心练功，自己却闷头在大棚里干活，一心想发家致富，不去掉这个名利心，什么时候才能上层次呀？慢慢地我就不愿意去大棚干活了，由一个勤快能干的媳妇变成了一个懒婆娘，家里的大棚害了虫病，丈夫和我念叨，我连听都不听；婆婆病了，丈夫跟我商量去看望，我说等我的功练好了，我给她治，比买点破水果强多了。那段时间，家里家外的事我什么也不管，整天跟着同修们走西村、窜东村，参加集体练功和弘法活动。大棚赔本了，我不上火，因为我收获了功力；家庭生活质量下降了，我不觉得，因为我感觉层次提升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我特别想不通，感觉就好象给病人治病一样，治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让治了。我熟悉的那些同修们，大多数响应国家号召主动退出了法轮功，个别同修不甘心放弃，还组织去区里、市里、省里讨说法，我也加入了讨说法的人群中。家里人怕我闹出事来，苦口婆心地劝我，我根本听不进去，村上的干部找我谈，我更是把他们轰出门外。和我关系最好的市里那位表姐，打电话来想劝阻我，我认为她是个公职人员，说话当然偏向政府，我不仅不听，还和她断了交。那段日子里，我就象疯了一样，茶饭不思，愤愤不平，一门心思地和同修找政府讨说法，有时还偷偷摸摸地在夜里聚会，商量着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真正让我痛心疾首、彻底醒悟的是我生孩子时发生的事儿。我结婚三年，一直未孕，2000年3月，我怀孕了，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可我高兴不起来，在我心里，什么骨肉亲情也没有大法好。家人认为我是大龄孕妇，怕我整天东奔西跑的有个闪失，就想限制我出门，我就和家人大吼大闹。丈夫想带我去医院做个体检，我一口百口地拒绝。 

　　眼看就要临产，家人好说歹说把我哄到了医院，做了一个常规性检查，发现胎位有点不正。家人吓坏了，可是我根本不理会，还请来几个同修来到家中发正念为我“转胎”。同修们对我说，别听医院的，有师父的保佑，什么事儿也不会有，千万不要去医院剖腹，否则，好不容易练的“法轮”就没了，我也坚信不疑。临近分娩了，家人都劝我早点住进医院，我说什么也不肯。 

　　2000年12月5日凌晨，我肚子疼的厉害，几个同修闻讯赶来，为我发功助产，我疼得死去活来，同修们却阻止家人送我去医院，我的大姑姐气愤急了，和同修发生了争执，后来几个同修被我丈夫赶出了家门。在家人和亲属的帮助下，失去反抗能力的我被抬上了救护车，紧急驶向就近医院。在医院的手术台上，疼的几近昏厥的我，心里仍在默默祈祷大师能保佑我。后来据医生说，情况十分危险，再迟来半小时，不仅婴儿会胎死腹中，大人也有生命危险。丈夫曾3次在“病危通知单”上签字按手印，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终于把我和孩子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住院的那5天里，家人和医生给了我无限的关爱，而同修们却个个不见了踪影，面对这些常人的爱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身上的刀口在疼痛，心里的刀口在流血，我扪心自问，练这个功图个啥？有用吗？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还得来医院挨这一刀。师父啊师父，我那么虔诚地崇拜你、追随你，可当你的弟子面临困境的时候，为弟子消灾的那些无数法身都到哪里去了？ 

　　如今，孩子渐渐长大了，每当我看到聪明懂事的儿子背着书包回家的样子，看到丈夫满身泥土从田间回来冲我憨笑的模样，我心里总是想，幸亏当初丈夫把我送到了医院，幸亏孩子平安出生，要是一直坚信法轮功由同修帮我助产，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什么也没有实实在在、平平常常的生活最好、最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