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1997年说起，那年4月份，我所住的社区组织了一次居民免费体检，结果查出我患有糖尿病，我一度忧心忡忡，想到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老了本该享受享受，却得了这个慢性病。孝顺的儿女们看出了我的心思，为了消除我的思想顾虑，带我到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诊断结果为糖尿病早期，只要坚持吃药打针，注意饮食，对身体无大碍。

　　1998年10月的一天，我到老姐妹安云妮家串门，交谈中得知，她正在练一种当时社会上比较风行的功法，叫法轮功，并向我推荐，说练了这种功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包治百病”、“福报全家”……想到是药三分毒，倘若练这种功法能治好我的病，何乐而不为呢？在安云妮的不断鼓动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了修炼之路，期待奇迹出现！

　　我每天都跟着安云妮在县城广场上打坐、做动作，还要看《转法轮》等书籍和录像带。老姐妹安云妮告诉我，修炼“大法”后，“师父”李洪志会替我清理身体，而且从今以后我都会得到“师父”“法身”的保护，不会再有什么疾病，也不需再看医生吃药。听到这些话我真是激动不已，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祛病健身的法宝，我开始如饥似渴的练功“学法”。由于规律的运动，加之心理因素的作用，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了“改观”，饭后也没有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于是更加相信是练功带来了效果。按照“师父”“练功人不打针吃药”的要求，我偷偷停止了降糖药。看我整天忙着练功，人也变得越来越神神叨叨，全家人极力劝我不要迷信，要相信医学，但我根本听不进，坚信练功能“消业祛病”，更能有一天会让我“圆满成佛”。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师父”让我们走出去“讲真相”，我时常与功友串联，积极参与 “向世人讲清真相”活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别人介绍法轮功是如何如何的“神奇”，还拿自己举例子，说自己练功前一身都是病，就是练功给练好的。对于家人和亲友的善意劝告，我根本就不接受，甚至把这些都当作是“旧势力的安排，是对自己修炼的考验”。丈夫骂我死顽固，我却内心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去掉了“师父”所说的执著心，层次已经脱离了世俗，已在“三界”之外了。

　　在修炼的路上，我对“师父”越来越敬拜，对“大法”越来越虔诚，对阻止我修炼的亲人越来越疏远，练功越来越刻苦，功法越来越“精进”，拒医拒药的时间也越拖越长。当身体不舒服时，我总是以“消业”、“自己做得还不够好，还不够精进”、“旧势力的破坏”等作为理由来圆融，对家人和朋友们劝我相信医学，到医院治病的建议一概拒绝。2004年初以来，由于长时间拒医拒药，我的病情恶化的越来越快，出现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糖尿病症状了，即多饮、多尿、多食及消瘦。对此，我也曾经怀疑过，但功友说那是“师父”在给消业，在考验自己，熬过就是福，我也就真的相信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2006年10月，一切不适的病症终于连环爆发，我顿感浑身无力，提不起精神，以致整天卧床不起，还自认为这是“师父”李洪志对我的考验，心想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坚修“大法”不动摇，不用打针吃药也能治病。全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强行把我送到医院进行了再次检查，结果诊断为糖尿病V级，医生说，如不及时住院治疗，后果不堪设想。在家人的强制下，我接受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病情逐步得到了控制。出院时，医生叮嘱我要坚持按时按量注射胰岛素控制病情，当时我虽然口里答应，心里却在作激烈的斗争。

　　就在我万分矛盾、痛苦思索的时候，一位来探望我的亲友告诉我一个消息：曾经和我一块儿练功的刘树艳因心脑血管疾病于2006年12月27日去世。这个消息像一枚重磅炸弹击中了我，让我恐惧万分。“同修”刘树艳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她对“大法”的忠诚那是没得说的，要说她不“精进”，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下我彻底懵了，自己的病和刘树艳的死，让我再无法圆融，难道“大法”真的有问题？

　　我开始静下心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年我严格按照李洪志说的去做，那么“精进”地“消业”，病情却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而医生治疗的效果却使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身体的恢复，健康的到来，到底是大法救了我？还是医院医生救了我？修炼了8个年头的刘树艳最终也死于心脑血管疾病，这说明“法轮功”对器质性的病变是没有作用的。李洪志口口声声讲有“法身”保护，让弟子们一世修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弟子得重病、出意外……我这次病情恶化，如果不是医治及时，说不定也会丢掉性命。这说明，李洪志不是“神”，所谓的“法身”根本就不存在，他没有能力保护我们这些弟子。在铁的事实面前，在社会志愿者、家人和亲友的耐心帮教下，我最终认清了法轮功邪教的骗人伎俩和邪教本质。回忆自己的修炼历程，由于自己的盲目崇拜、固执己见和偏听偏信，在法轮功的泥沼里越陷越深，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伤害，更是险些失去了性命，所幸，事实让我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