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炎，女，现年48岁，中原油田天然气处理厂的一名职工，我接触法轮功是受母亲的影响。

　　1998年3月，一天母亲晨练的时候，旁边练功的人说练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不用花钱打针吃药，无论什么病都会治好。母亲将信将疑开始随他们一起练起了法轮功，母亲不识字，让我每天下班回家给她读《转法轮》。也许是心理暗示和有规律的打坐、静养的作用，母亲感觉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于是固执地认为是“消业祛病”结果，对李洪志的“业力说”更加推崇，把连续吃了几年的药也停了，一心想通过练功“清理身体”、“消业”。期间，受到不断熏陶的我不仅给母亲读《转法轮》，自己也慢慢接受了“真善忍”、“做好人”、“看淡名利情”等观念，还庆幸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1998年5月份，我也开始练上了法轮功。除了天天读《转法轮》、做笔记、写心得体会外，还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成仙成佛”到“天国享受”的理论和母亲不吃药身体逐渐恢复“正常”的事情讲给身边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和邻居们听，劝他们早加入早“受益”。修炼法轮功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都不回自己家，一下班就待在母亲家里“练功”。当时我孩子才6岁，正上小学一年级，丈夫在生产一线上班，每天早出晚归，还经常加班。儿子常常放了学自己一个人在家，饥一顿饱一顿，为此还患上了胃病。我偶尔回家拿换洗衣服，见面说不了两句就和丈夫吵起来，还说我让法轮功给鬼迷心窍。我不屑一顾，说他是魔，不懂得“佛法”的奥妙，我一人练功不也是为了全家受益吗？每次吵完架我摔门就走，儿子在后面抱着我的腿，哭着喊“妈妈，妈妈，你别走”，我挣脱他的小手，头也不回地离家而走。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和母亲非常迷茫，不知所措。看到原来我们周围的功友们纷纷上交了书籍，我也曾和母亲商量不练了。但练功点的负责人打电话到家说：“师父考验咱们的机会到了，咱可不能掉队呀！”为了表示我们的虔诚之心，我们不仅天天坚持“练功”，还偷偷地在大街上张贴反传单，进行所谓的“护法”活动。2000年元月，我和母亲及三个“功友”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讲真相”被遣送回了濮阳。

　　2005年4月18日，我母亲因长期停用降压药，经常头晕、心慌，终于突发脑溢血病倒了。最初我和母亲还是认为这不是病，是又一次“消业”，我也劝她发正念、加强主意识，可是一天过去了，她的病情并未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19日，在我上班期间，我母亲突然晕迷，不省人事。我丈夫、弟弟、妹妹赶紧把母亲送进医院急救。可鬼迷心窍的我，为了证实大法的功效，24日早晨，趁弟、妹出去买早点的机会，不顾医生劝阻，强行将母亲接回家，并打算把她送回湖南老家，试图通过修炼让母亲康复。但是未等将母亲送走，母亲就因耽误治疗，撒手人寰了。丈夫因为我在法轮功的陷阱里越陷越深，一次次变本加厉做出伤害亲人的事情，在多次劝说无效后，便放弃了与我的沟通。当丈夫提出要与我离婚的请求后，我毫不犹豫地在与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儿子也跟随丈夫生活。

　　2009年初，我看到了有关我母亲雷玉桂死亡的报道，题目是《中原油田大法弟子雷玉桂受迫害情况》，文章对母亲的死进行炒作，污蔑是受政府迫害致死。作为女儿的我，最清楚母亲是怎么死的，可是法轮功组织竟然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为了达到污蔑政府的目的，不惜拿我母亲的死作起文章，这还是当初法轮功宣扬的“真、善、忍”吗？再想想母亲的去世，兄弟姐妹的训斥和愤怒，丈夫的无奈，让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法轮功和李洪志到底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如今我一无所有，失去母亲、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同事朋友，把自己封闭进了一个死胡同。

　　在我被撞得头破血流、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看见一缕阳光，甚至说是复活的喜悦。丈夫听说我思想发生了转变，主动把孩子送回到我身边，我也重新融入到原来的同事和朋友们中，有了笑脸、笑声，看到那天空原来是那么地蓝，工作是那么地充满乐趣，生活是那么有滋有味。我下定决心，有生之年要全心全意尽到做母亲的责任，给孩子创造幸福快乐的生活。

徐炎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