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某国有企业的一个退休技工，今年68岁，家住广州市荔湾区。1994年12月的一个下午，单位同事老邓神秘地告诉我有一种祛病健身的“功法”，并拉着我和妻子一起到体育馆听李洪志讲授“法轮功”，每人还交了45元钱。我当时觉得听一下也无妨，但没想到经过七天的学习，我对这个“法轮功”竟佩服得五体投地。多神奇啊，不用看病、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就能把病治好！李洪志还现场给所有的学员“净化”身体，叫我们跺脚，给我们治病，当时我身上的一些小病痛似乎减轻了。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法轮功”，买了许多书籍、光碟、录音带等资料在练功点修炼，花了我不少钱。记得有一次一位姓赵的“功友”还委托我帮她卖“法轮功”的书籍，结果一年多时间都没卖出去。
1999年政府取缔“法轮功”后，妻子就不再练了，她劝我也不要练。但那时我已将李洪志奉若神明，渴望着“上层次”、“圆满”，对妻子、儿子的劝说置若罔闻，仍然坚持看书、练功。渐渐地朋友离我疏远了，只有老邓常来，我经常和他一起上明慧网，下载打印资料，然后去公园等公共场所向路人宣扬“法轮功”，“讲真相”、劝人“三退”。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和老邓到附近的小区，往别人的邮箱里塞“法轮功”资料。
虽然我潜心修炼多年，一举一动都按李洪志的“经文”指示办事，但我的健康状况却不断恶化。2006年，我出现了手脚发抖、行动不便的症状。本来这时如果及时去医院治疗，应该会很快痊愈。但当时我坚持认为，这是自己修炼得不好，身上“业力”未除的后果，是“师父”对我的考验。所以我坚持不看医生、不吃药打针，坚信只要诚心“发正念”就一定能把病治好。一年后我的病情加重，由于我一直拒绝接受治疗，最终落下了严重的中风后遗症。
祸不单行的是，由于我的愚昧和执着，致使我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僵。儿子苦苦劝我放弃练功，我反而大声骂他：“你懂什么？”他一气之下搬到外面住了。妻子一次又一次地劝说无效，只好躲在一边抹眼泪，最后无奈提出要和我离婚。我表面上态度很强硬，实际上看着一个好好的家分崩离析，心里特别难受。有时我也会困惑：为什么号称“真、善、忍”的“法轮功”却遭到亲人、朋友的强烈抵制？为什么练了“祛病健身”的“法轮功”后，身体反而差了？我不敢多想，只能反复以“他们是常人，我是修炼人”的借口来安慰、鼓励自己。有一段时间身体稍好一点，我又出去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终于在2007年9月的一天被公安机关现场抓住，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后被劳养一年，因身体有病所外执行。
在看守所里，我万念俱灰，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会再有人要我了。出所那天，当我发现妻子和儿子都在看守所的门口等候我时，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单位、街道和居委的工作人员常来家里看我、关心我，但我心里有抵触情绪，认为他们是政府派来监视和转化我的，所以一概不予理睬。但有两位义工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位是70多岁来自广州大学的老黄，一位是60多岁来自科协的老韩。他们常到我家陪我聊天，带来好多健身、养生方面的书籍让我爱人读给我听，买来一对健身球让我锻炼双手，陪我做保健操、去公园散步，还跟我谈生活、谈家庭、谈法律、谈科学、谈宗教，我们非常谈得来。后来我才知道，正是他们说服了我的妻子，让她打消了与我离婚的念头。我庆幸得到他们的帮助，使我半年后从“法轮功”的泥潭里走了出来。
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在我犯错后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更加细心地照顾我。虽然她也患有风湿病，但样样都为我想得很周到：我饿了她就一口一口地喂我，累了就帮我按摩手脚，病了无论是否刮风下雨都带我上医院看病，平时还经常带我出去走走，锻炼我的四肢活动能力，使我的病情不断好转。儿子也比以前孝顺多了，他常常带着儿媳、孙子回家看我，家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我常常想，这一切，不就是我想要的幸福晚年吗？遗憾的是，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才最终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