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红彦，1968年12月出生，今年44岁，是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代销社下岗职工，家住柳林镇西凤酒厂家属区，现在西凤酒厂成装三车间打工。我的丈夫叫郭小利，是西凤酒厂工人，为人厚道能吃苦，我们过着平和幸福、有滋有味的小日子。

　　1993年，我下岗了。一段时间后，在家人的帮助下，做起了蒸馒头、卖馒头的生意，在日复一日早起晚睡的劳累中，看着别人轻松自在的生活，年轻的我开始对现状感到困惑，内心深处常常感到阵阵莫名的失落和恐慌。1994年，随着儿子郭川的出生，我不得不放弃生意回到家中照顾儿子，钱挣得少了，花销却更大了，日子就显得越发苦闷，我渴望得到解脱。

　　1997年5月，在一个邻居介绍下，我接触到了法轮功，一下子就被那“高深”的理论所吸引，觉得里面讲的“消业”、“圆满”、“上层次”等，都很符合我的实际。特别是参加“练功”后，结识了一批“同修”，我的生活内容一下子丰富了起来，精神上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仿佛生活压力也明显减弱。就这样，我满足于幻觉之中，一点一点越陷越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练功”之中。

　　刚开始“练功”时，由于儿子小，我常常不能准时参加“活动”。有“同修”对我讲：“你放不下‘情’，怎么能练出来？”还劝我，只有自己练出来了，才能更好的“度”家人，只要练好法轮功，家人自然有“师父”护佑。我信了她的话，一狠心把孩子送到她奶奶那儿，一门心思地开始“练功”“学法”。儿子上学后，我仍然是一心修炼，对他的学习生活不管不顾，好在儿子天资聪明，在丈夫的督促下，学习成绩还算不错。我觉得这都是自己“练功”，“师父”“保佑”的结果，不时用此向丈夫炫耀，到处向人们宣扬。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表面答应脱离法轮功，但是内心深处根本不认同国家决定。后来，在李洪志“走出去”、“弘法”等言论的蛊惑下，我多次参与法轮功的“弘法”活动。2000年10月，我在一次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时被群众举报，使只有六岁的儿子幼小心灵过早蒙上了阴影。从这件事后，他宁可一个人呆在屋子里，也不愿意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起玩。他爸爸问他为什么，他说小朋友们都说他妈妈是坏人，他不愿意和他们玩了。可那时的我哪里还有一丁点正常的思维，我自以为这些都是“师父”的考验，自己全心“练功”、真心“弘法”、“护法”，儿子和家人自然会得到“师父”的护佑。就这样，我继续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

　　2009年5月，正是儿子中考的关键时期，为“助”他中考成功，我参与“弘法”活动，离家到外地将近半月多，怕丈夫阻拦，和谁也没有说。家里人急得到处找我，孩子也受此影响，不能集中精力学习，平时成绩一向优秀的他，中考只考了420分，县城的两所高中都没有考上，只能上了一所农村的高中。那半个月，我一直虔诚地参与“弘法”活动，祈求“师父”能保佑我儿子考上重点高中，可事与愿违，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痴迷“练功”，参与“弘法”的举动也深深地伤害到了丈夫。记得刚结婚时，我多么地爱我这个小家，我把虽然不大的地方收拾的井井有条，和丈夫也是争着抢着做家务。可随着我“学法”不断深入，我越来越痴迷于法轮功，根本无心料理家务，把这些全推给了丈夫。丈夫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做家务，甚至还要给我洗衣服。渐渐地，以前的相敬如宾变成了冷眼相对，再变成熟视无睹，我们原本温暖和睦的家庭变得冷清、凄凉。可我却觉得这样挺好，摆脱了亲情的束缚，没人碍手碍脚，可以放开手脚追随“师父”了。可忍耐了许久的丈夫，终于在儿子因我离家“弘法”而中考失利后爆发，2009年8月正式向我提出离婚。

　　儿子的中考失利，丈夫的决然终于刺痛了我，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这十几年的所作所为。自己这么多年刻苦“练功”，一心“弘法”，原本是想自己能够幸福，家人能得到“师父”的护佑。可是，到头来却害儿子失去前程，害丈夫与自己反目！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2010年10月，在社区志愿者的及时帮助下，我终于悔悟了。爱人也原谅了我，收回了离婚要求，我们夫妻重归于好，我也在西凤酒厂找了份工作，重新开始了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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