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秀云，52岁，潍坊市寒亭区一名中学教师。1997年，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位同学把《转法轮》推荐给了我，并说这本书多么好，通过她的介绍我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我对这本书进行了研究，书里的“修炼”、“祛病健身”、“真善忍”、“上层次”，“圆满”等理论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毫不迟疑地迈进了法轮功的修炼之门。这样，我每天捧着《转法轮》，带着美好的愿望在法轮功中越陷越深。

　　每天，除必须的工作时间以外，我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学法”、练功之中，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财力和精力。我倾尽了所有的积蓄不断的购买书籍、音像制品、各类“弘法”资料，对“上级”的指令积极贯彻，走街串巷到处“弘法”。借工作之便，我印制了大量的有关资料，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腾出一间屋专门组织学员“学法”，借用学校的教室供学员练功。李洪志说：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所以，我表面上在付出，而实际上是想要得到。

　　1999年听到法轮功将要被政府取缔，我心中顿然生出一种不平、不公的感觉，认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当接到电话，说是要去北京上访的通知后，我热血沸腾，迫不及待。在几经周折，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组织十几名同修静坐练功，以此来给政府施加压力。在保安人员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通知我单位将我接回，单位的领导、同事、亲戚朋友都来劝解我，从家庭、工作、生活等方面来耐心开导我，晓以利弊，动之以情，对他们的关心我当成是一种考验，无动于衷。我七旬的老母在我面前哭的死去活来，并说要死在我面前，丈夫看见我也痛不欲生。一次泪流满面的对我说：为了我们的家，为了我们的孩子，不要再练了。而我对亲人的痛苦，面对人间的真情，无动于衷，我已变得冰冷麻木……

　　2000年以后，我极力劝说同修进京上访，到处发放传单；一方面，我大量的印制法轮功的材料，为躲避公众的视线，我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租了三间平房，购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在那里秘密印制法轮功材料，然后将材料发往各处。我每天早出晚归，觉得家已与我无关，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对孩子的学习漠不关心，开始丈夫还对我发牢骚，后来也就忍气吞声，不再过问。他自己独自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照顾老人、孩子。而我却没日没夜地从事着我所向往的“事业”，在法轮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由于一心只想着“圆满”、“上层次”、“成仙成佛”，每天除了练功，就是到处“讲真相”、发传单，一天的睡觉时间只有5、6个小时，饭也经常顾不上吃，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经常感到头晕目眩。2008年秋的一天，我腹痛不止，我便赶紧打坐练功，心中想着这是在考验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得病的原因就是“业力”，只要通过练功“消业”，就能驱散病魔，不用吃药打针。于是我便不停地练功，认为过了这一关我就能再上一个“层次”，离“圆满”越来越近。事情没有我所想象的那样，腹痛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直到我在练功过程中昏迷。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丈夫在一边呆坐着，两眼发直，发现我醒来，没好气的对我说：“你练吧！再练就要出人命了。”那时，我对他的话不屑一顾。因为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的“法身”保护着，有病“师父”早就给治了。我对医生说，“师父”治不好我的病，谁也治不好我。说心里话，当时我心里非常矛盾，自己感觉身体奇痛难忍，又害怕吃药打针增加“业力”，以前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医生告诉我，你得的是肠癌，多亏救治的还算及时，还没有进一步的扩散，需要做切除手术，练什么功也治不了你的病。我惊呆了，修炼人怎么会得这种病？我的“师父”应该保护我这个虔诚的弟子啊！这让我想不通，开始对法轮功祛病健身产生了怀疑。

　　在家人和反邪教志愿者的再三劝导下，我逐渐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嘴脸，住院接受治疗，并很快做了肠切除手术。出院后，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我的身体逐渐恢复，现在已经基本康复，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每当我回想起这十几年所做的荒唐事，真的后悔莫及，真希望还沉迷于法轮功中的人们早日摆脱邪教，不要再上李洪志的当了。

王秀云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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