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桂梅，今年49岁，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刘口镇葛楼村的一位普通农民。我初中文化，在同龄人中也算得上有学问。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人热心、善良。丈夫是远近有名的能人，会修机电，对我也好。结婚后，我们先后生了两个儿子。那时，我在家中照顾老人孩子、种地，丈夫在外打工。因为丈夫能挣钱，我家生活条件比同村的其他人家都要好，而且家里也早早盖起了新房。每次我在村里和其他人说话，都能感觉人家很羡慕我。

　　1997年夏天收麦打场的时候，婆婆不慎摔断了腿。丈夫在外面打工，我不仅要照看卧床的婆婆，还要照顾年幼孩子上学，忙得不可开交。一次我去赶集的时候，碰到了小时候同村的姐妹张红丽。见面聊了一会儿家常，我向她说起了婆婆的遭遇。张红丽听过以后，很神秘地塞给了我一本叫《转法轮》的书，并对我说：“你想让你家里人平平安安过得更好，就按这本书上说的练，‘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正是这次和张红丽的见面，让我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后来张红丽隔三差五来给我“传法”，我也逐渐被李洪志所谓的“真、善、忍”打动了，抱着“做好人、上天堂，求圆满”的想法，开始和张红丽一起修炼法轮功。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好人，我觉得只要练法轮功的话他们肯定能“圆满”。在我的鼓动下，父母也练起了法轮功。为吸引娘家更多的人练功，我专门花钱买了一台录像机和一台彩色电视机放在父母家，让他们播放李洪志的录像。

　　自从开始练习法轮功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认真照顾生病的婆婆，而是一有时间就跑去练功点“学法”、“发正念”，我也很少给孩子们做饭，都是让他们出去买着吃，两个上小学的儿子饿得又黄又瘦。1998年年底，丈夫回家过年，看到家不像家，两个儿子可怜巴巴的无人照顾，就让我不要再练了。早已痴迷的我根本听不进去，还让丈夫不要出去打工，在家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争取早日“飞升圆满”。丈夫见劝不动我，就把儿子交给公公婆婆照顾，刚过了春节就出去打工了。

　　1999年7月，国家突然宣布取缔法轮功，当时的我根本无法理解，就和功友一起去北京“护法”。但中途转车的时候被志愿者拦住，苦口婆心地把我们劝了回来。回到家里，我思来想去就是过不了这个坎，感觉两年多的修炼不能半途而废。于是，一有时间我就和功友一起偷偷修炼。后来，“师父”让我们“走出去、证实法”，我便开始发传单，制作法轮功的小册子，逐渐走上了“弘法”的不归路。

　　“弘法”过程中我也下足了血本，我拿丈夫每个月寄回的钱制作大量小册子和光盘到处散发。相比“弘法”的时候我花钱大方来说，在家人的吃穿花销上我越来越抠门。为了省钱制作更多的小册子和光盘，“弘法”的时候我都是骑自行车。

　　2003年8月份中旬，我在骑自行车“弘法”的路上摔倒了，右小腿磕在了砖渣路上，弄了一道七八厘米长的血口子，当时我就疼得躺在地上直打滚。腿上受了伤，婆婆劝我去诊所处理一下，最起码也要消消毒，再上点消炎药。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认为“师父”的“法身”会保佑我，过几天就会没事的。

　　回到家后，我只是用井水简单地清理了一下伤口，也没有包扎。伤口深，再加上天热的缘故，三天之后，伤口出现了化脓症状。第四天的时候，我腿疼得就没法走路了，伤口周边的肉都发臭了。我还坚持认为这是“师父”在考验我，是我的“业力”在作怪，只要挺过去功力会有很大的长进。我用塑料布将伤口处缠住，继续打坐修炼。谁知伤口不仅没有痊愈，过后的几天我高烧不退，甚至陷入昏迷。后来，公公婆婆强行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看了我的伤口后，认为我应该马上进行截肢手术。因为我用塑料布将伤口处缠住，导致血液不通、病情严重恶化、右腿高度腐烂，必须尽快进行截肢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就这样2003年9月初，我失去了右腿，后来在亲人和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了法轮功就是害人功，它不仅没让我飞升“圆满”，还差点害我丢了性命。

【责任编辑：虚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