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巧凤，今年63岁，家住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45号院。1994年冬天，我和丈夫范栋梁相继习练了法轮功。郑州市人民公园法轮功练功点负责人看我踏实、勤快、空闲时间多，就让我当资料员，在辅导站义务服务整理法轮功书籍。我的任务就是登记购书数量、收钱、发书。

　　由于我办事认真，1995年11月，郑州法轮功辅导站让我到河南总站的资料组帮忙（当时辅导总站下设功理功法组、宣传组和资料组三个组）。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从北京运来的法轮功书籍整理、发放到各个辅导站，当然还要按书的定价、数量向各个辅导站收钱，再将这些钱汇给北京的“法轮大法研究会”。在担任资料员期间，我认为要多为法轮功付出，才能积公德、才能长功，所以我经常心甘情愿的拿出自己的钱来贴补书的运费。

　　1998年春天，“法轮大法研究会”决定解散辅导站，只留站长和副站长，辅导站不再需要我做资料员。不干资料员后，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学法和练功，只要有时间就学习《转法轮》，逐步身陷其中不可自拔。

　　丈夫患高血压近十年，练功前一直靠药物维持血压稳定，可自从练上法轮功后他就拒绝看病服药。1998年5月，栋梁出现喘气、胸闷等症状，经常喘不过来气，每天都是坐在床上靠着枕头睡觉。因为身体差、行走困难，他每天都得打车上下班，10月初他已经无法上班，便请了长假在家里休息。即使这样，栋梁还是不去医院看病，我也认为他生病是“师父”在考验我们，对他来说是过“消业关”，我不但没有劝他上医院，还替他发功。但是，症状不仅没有缓解，栋梁还出现全身浮肿，从胸腔到脚肿得特别厉害，他整天闷得喘不过气，夜不能躺，吃不下饭，十分难受。这时，幸亏丈夫单位的领导到家里看他，发现范栋梁生命危在旦夕，坚持将他送进河南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经医生检查，丈夫不仅患有高血压，还患上了严重的扩张型心脏病，造成心脏衰竭，出现全身水肿。由于抢救及时，范栋梁免于一难，保住了命，住院2个多月。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拒绝服药，身体一直不好。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栋梁仍然表示要坚持习练法轮功。2000年初，他从郑州移动公司退休后，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修炼中。2001年，李洪志让习练者“走出去”，他说“走出来的弟子是伟大的，躲在家里不出来的要形神全灭”。为早日“圆满”、当“法王”，我和丈夫就按李洪志的要求出来散发传单，讲所谓的“真相”。丈夫拖着病体去向别人讲法轮功如何好，当别人问他为什么练习法轮功身体并没好时，他还告诉人家如果不是法轮功和李洪志保佑，他早就没命了，根本没想是医生救了他的命。

　　从2001年开始，栋梁的身体越来越差，只能在家里练功学法，他还常常自责自己修得不好，认为有病是在“消业”，坚持不肯吃药。毕竟不吃药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每两三个月栋梁就犯病一次，出现喘不过气、浑身水肿等症状。儿女们知道后不顾我俩的反对，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就这样，反反复复进出医院成了家常便饭，儿女们对我们老两口的所作所为伤透了心。

　　2007年初栋梁病情再次发作，儿子再次将他送进医院，经抢救后再次保住生命，于5月1日出院。出院后的栋梁还是不肯吃药，2007年7月16日，61岁的丈夫猝死家中。当时，我不但不醒悟，反而认为他“业力”消了，肉身死了，修得“圆满”，元神上天了。

　　2010年6月，在例行体检时，我也被查出患有中度贫血及疥疮。经过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和劝说，我才逐渐清醒，一步步走出了法轮功的泥潭。现在，我每当想起丈夫的死就伤心难过，如果他当时能配合治疗、按时服药，哪能这么早的离我而去。

曹巧凤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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