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丁桂芳，今年61岁，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五马路60号，过去在沈阳市纺织器材厂工作。我早年丧偶，还患有糖尿病和轻度脑血栓多年，整天病病歪歪的。我和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他们对我很孝顺，定期给我用药、领我看病，病情比较稳定。我除了上下班，家务活基本不需要我来干，在单位里同事和领导对我也很关照，我感到很幸福，单位同志和街坊邻居也都说我有福。

　　1996年8月，一个习练法轮功的老邻居向我介绍说：修炼法轮功不用吃药就能强身袪病，“法轮大法”能让我“有求必应”，修炼到一定程度，前额上的“天目”就会打开，可以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还能保佑我全家人平安。开始，我对法轮功是半信半疑的，能有这么神吗？我抱着试试的心理，跟着“功友”到“辅导站”去听讲课，去街头、公园里集体练功，在家里打坐，到“功友”家里去切磋交流。大约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渐渐迷了进去，买了一堆法轮功的资料，一有空闲时间我就捧着《转法轮》学，背“经文”、听“讲法”录音、李洪志的画像时刻不离身，每次有“新经文”下来，我都千方百计尽快弄到手。

　　按照“师父”的修炼要求，我不再去医院看病了，也不吃药了，整天练功，念“经文”，“打坐”，祈求“李师父”保佑我早日康复。可实际上，我的病情一点都没有见好，孩子在家给我测尿糖3个加号，我半个身子麻木，时常两条腿发软，混身没劲。练功点的辅导员说我这是初级阶段，身上有“业”不净，是正常反应，如果修炼到一定阶段，“业” 消了，上了“层次”以后，我身上的这些“业”将全部消掉，就不会感到难受了。儿子、儿媳妇看我练功痴迷的样子很心痛，就劝我去医院看病，我执意不去，还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为了“弘法”积德，我还编一些谎话对工厂里的同事和街坊邻居说：我修炼法轮功，血糖尿糖指标全正常了，脑血栓也都好了。听了我的话，公园里一些学太极拳的都改练法轮功了，可我当时一点都没为自己的说谎而愧疚，反而认为这样做，我就能“消业”、“上层次”。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以后，眼看过去在一起修炼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我对此很不理解，还为他们惋惜，我横下一条心非要通过修炼得到“正果”。我偷摸地在家修炼，“辅导站”里的几个管事的人也转入“地下”活动，他们从电话里向我传达了“师父”的旨意，他们说在家里修炼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到北京皇上住过的地方边“练功”、边“护法”。进京“护法”是大法对我们这些“忠诚弟子”的最后考验。

　　1999年和2000年期间，我为追求“圆满、飞升”，尽快“消业”上层次，我带着李洪志画像、《转法轮》和“莲花坐垫”，三次进京“护法”，结帮拉伙到中南海国家机关，静坐“护法”、到天安门前打坐，每次都被公安人员送了回来。

　　我从修炼法轮功起，就没心思上班工作了，开始是以有病为借口迟到、早退，后来发展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旷工，有时到工厂上班也就是点个卯就溜了。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修炼法轮功上，工厂领导根本管不了我。后来，工厂领导多次到我家来家访，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我都当成耳旁风，根本就听不进去。我还做他们的工作说：等我修炼成“仙”后，咱们工厂也会受益的，现在你们让我回去上班，就是想废了我的“功力”，以后你们会后悔的。工厂多次向我提出警告，我照样脱岗、旷工，工厂拿我实在是没办法了。2000年5月，由于我严重违反工厂劳动纪律，工厂做出决定将我开除。

　　那时我巴不得被开除，因为我心里面根本没在乎，反而认为“值得”，更能验证我对“大法”的“忠诚”。没有工作了，不用上班了，我更无拘无束了，一心在家偷着修炼，打坐、念“经文”，有时还对着镜子看额头，企盼着“天目”打开，有时天不亮我就起来打坐，嘟嘟囔囔地念“经文”，弄的全家人不得休息。

　　儿子、儿媳对我练法轮功的事一直持反对的态度，他们几乎每天都对我好言相劝，不让我再练下去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不是在帮我“圆满”，而是在坑害我，我修炼这么多年了，眼看“天目”就要打开成“仙”了，现在你们阻止我不修炼了，不前功尽弃吗？儿子、儿媳见劝不动我，一气之下，带着孙子搬到娘家去了。

　　2000年8月，由于我长期不吃药治疗，糖尿病和脑血栓病情加重，只能卧床了，生活上不能自理。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孤独和痛苦。我想到了如果儿子、儿媳妇能在身边，伺候我该有多好！

　　社区的反邪教志愿者了解到我的情况后，主动上门来帮助我，在他们的不懈帮助下，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彻底摆脱了法轮功的束缚。孩子们看到我终于醒悟了，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现在，我经过住院治疗，病情逐渐好转，使我又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丁桂芳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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