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杨宏英大专毕业，分配到德阳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的职能部门做管理工作。1993年，与同在一个企业的小伙子结婚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小夫妻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又在当地有名的央企工作，经济来源稳定，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小两口又恩恩爱爱，煞是令周围的人羡慕。
就在幸福紧紧包围着杨宏英的时候，婚后无子的隐忧渐渐成了她心头的一块病。起初婚后一两年没孩子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妥，毕竟是婚后蜜月期。但是四、五年过去了，肚子也没有反应，老公着急了，公婆着急了，周围的人也开始背后指指点点的，这让杨宏英感到非常难受。自己到医院也做了些检查，开了些药吃，但总不见肚子鼓起来。
1998年，有人给杨宏英说，“你现在没有怀上孩子，是因为你前世积攒了‘业力’，要修炼法轮功才能如愿以偿。”还有人给了她一本《转法轮》，并对她说，“你看嘛，练了法轮功后，老年妇女还能来例假，你那个问题肯定能解决!”
真是病急乱投医，有知识有文化的杨宏英居然就相信了他们说的话，开始沾染上法轮功，并逐步地被“真善忍”所迷惑、被“法轮大法”所洗脑，相信了李洪志的神话：把他看作是通达宇宙、普度众生、拯救人类的救世主，相信他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度人的“佛”；相信他能给自己调整身体，安排一个可爱的儿子。
从此后她把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修炼，对于《转法轮》一书是爱不释手，一次把丈夫拉到身边，神秘兮兮地说：“我的肚子时不时的有胀呼呼的感觉，可能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乖儿子了！”
1999年7月，政府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后，杨宏英很不理解：法轮功教人们做好人，提升社会道德素质，难道这也有错吗？在自己想不通的情况下，又受李洪志“弘法”“护法”的鼓动，她听从李洪志的“护法”号召，一起到北京去“讲真相”。在北京她因扰乱公共秩序，被遣送回单位接受教育。
2000年，杨宏英为了彻底放下最后的“执著”把工作辞去，打算再次上京“护法”。此时的她已经由最初的“练功求子”提升到练功修“圆满”的“高度”。她认为“护法”是“师父”安排的“考试”，是提高“层次”达到“圆满”的最好、最后的机会，如不挺身而出，将前功尽弃。于是在2000年2月第二次到北京去“护法”滋事，再次参与非法集会受公安机关处罚。受处罚后，她不但不认真反省自己行为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反而更加高兴，因为她相信李洪志说的“受了磨难就是上了层次！受的磨难愈多，修炼的层次就越高！”她认为自己接受处罚就又上了层次，感觉自己离“圆满”之路越来越近，似乎“白日飞升”的事情指日可待。
从此，于是她更加“精进”修炼，成天手捧转法轮的书，甚至把这本所谓的“经文”倒背如流，她心里想的、口中说的都是“圆满”、“消业”和发“正念”等语言。2002年9月，她闭门躺在床上5天绝食绝水以死求“圆满”，幸好被邻居发现。她被好心的社区群众送进医院，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医生给她开了药，她坚决不吃，她认为吃了药会增加“业力”。
自此，她变得神神叨叨，目光呆滞。见人就神神秘秘的说：“人是从宇宙空间一层层掉到最底层来的，过着低能的生活，我们要赶紧逃离，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练法轮功’来‘求圆满上天国’。”看见她这个样子，邻居们都说他精神分裂症不轻，劝她去医院，她死活不肯。
对于李洪志的讲“我们中的一些弟子即将圆满”，她感到振奋，她认为自己如此精进的修炼，自己就是“一些”弟子中的一员。于是在2002年12月，她习练法轮功时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圆满”的时机到了，于是她抛弃自己的肉身，以跳河自杀来求“圆满”，幸亏路过群众发现及时将她救出。
经过这两次极端行为后，单位没有抛弃她，在家人的配合下，把她送心理矫治中心进行心理矫治。经过治疗，她的病情大有好转。杨宏英从“求子”梦、“圆满”梦的破灭中，终于明白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干的是一套骗人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