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福菊，今年61岁，重庆市铜梁县人，是县供销系统的退休职工。退休以后，忙碌惯了的我突然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一天除了买菜、做家务，基本都待在家里。老伴和儿子平时工作忙，整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让我感觉患得患失的。

　　后来几个老姐妹邀约我出来聊聊天、逛逛街，我心里的落差总算得到了安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所谓“锻炼”身体的健身项目，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法轮功。

　　接触法轮功很偶然。1998年的夏天，因为不适应退休生活，精神上也没有了寄托，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头晕头痛，还不时胃疼，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就是觉得不对劲。时间一长，我整个人瘦了一圈，成天萎靡不振的。后来我还专门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但也没发现什么具体毛病。那段时间，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人也开始胡思乱想了。

　　1998年9月的一天，我在菜市场买菜时，碰巧遇见了一个以前的老邻居张萍。她一见到我就说看出了我身体上的毛病，于是就和我攀谈起来。张萍说她以前和我有同样的病痛，去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后来跟着别人练法轮功，现在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之后她还给我举例了法轮功的各种好处，说练了之后强身健体、无病无灾，即便生了病也不用打针吃药。最关键的是张萍说习练法轮功就是做好事、善事，还能积德、往高层次上度人。那次偶遇，让法轮功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三天后，张萍拿着一本《转法轮》上我家来了。一阵寒暄之后，她很快进入了主题，开始给我吹法轮功和“师父”李洪志等等的话题。后来她又让我没事学下《转法轮》，还给我演练了一会儿。在她的帮助下，我开始慢慢找到了练功的感觉。一段时间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对练功真的上瘾了，而且身体确实轻松了一些，也没那么多思想包袱了，渐渐地就痴迷上了法轮功，之前一直坚持服用的胃疼片也被我停下了。

　　自打痴迷法轮功后，我除了每天“打坐练功”外，家务事也不做了，一有机会就开始到处向亲戚朋友介绍练功的好处。老伴刘贵和儿子为此也劝过我多次，叫我不要痴迷于这种不科学的锻炼和医治方式，说这些是封建迷信。然而我那时不但不听还和他们大吵，说他们不管我的死活，我练功不只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他们……从此，因为练法轮功，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再也没有了笑脸，坐在一起就是吵吵闹闹。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但是我固执的相信坚持练功是对的，不让公开练功，我就偷偷在家里练习。街道、社区的同志知道后，到家里来找过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我仍然坚信练功才会有好的未来，像着了魔一样继续偷偷地练习。

　　2000年底，正当我情绪高涨地练着这所谓“神圣”的功法时，疾病却悄然而至。那段时间，我胃疼得十分厉害，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体重减了许多，人也日趋消瘦。但是当时我仍然忍着病痛，“静心打坐”，硬是没吃药也没去医院，我认为这正是“长功消业”的好时机。

　　就这样折腾了二十多天，我的病非但没有好，反而更加严重了。直到有一天，我强忍着胃痛在家“打坐练功”，突然感觉疼痛加剧，呼吸急促，随后便晕了过去……当时那个场景可把老伴吓惨了，后来还是惊慌中的老伴喊人把我送去了医院。医院诊断我是胃溃疡，全因我痴迷“消业”、停药练功、久拖成病。住院期间，老伴、儿子轮流照顾我，找恰当的时机侧面做我的思想工作，记得当时老伴劝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成天念叨‘消业’，结果消的不是‘业力’，是健康啊！”

　　2001年3月，我出院回家疗养休息。在家看电视时，我从一些时事新闻上，发现很多和我一样深陷法轮功的学员做出了自焚、跳楼、自残等过激行为。我是受过教育的人，在内心中也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亲身经历再加上身边人的劝导，我渐渐开始醒悟了。

　　值得庆幸的是，之后不久，我彻底摆脱了李洪志“消业”邪说的阴影，走出了那个曾经让我不惜丢掉健康去追求的法轮功。

王福菊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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