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慧敏，今年63岁，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是西城区某小学的退休教师。

　　我过去身患大骨节病，右膝关节肿胀疼痛，行走十分不便，多处求医治疗效果均不明显。

　　1996年7月暑假期间，一位邻居告诉我，练好了法轮功，就能彻底根除我腿上的病痛。于是，我就试着开始习练起了法轮功。

　　在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只要好好“学法”，按照“师父”所说的：“你的心如果摆正的话，相信练功能练好，把药停了，不去管，不去治，就有人给你治了。”也就是说，今后就可以由“师父”来帮助自己“清理”身体上的“业力”。而且，练好了法轮功，自己不但能“上层次”，最终还可以“圆满”成佛。这让我喜出望外，万万没有想到，这练法轮功还会有这么大的好处。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和跟“师父”走的决心，我从此就再也没有进过医院的大门。

　　在开始的三年里，我每天晨练后去上班，晚上看看《转法轮》，虽然右膝肿胀疼痛程度并没有减轻，但心理上却感觉不错，所以就越发起劲地“练功”，后来晚上也出去到海洋局门口“练功”了。

　　为了尽快得到“师父”的“法身”来为我“调整身体”和清理“业力”，我不但反复看《转法轮》，还看了“师父”很多的“经文”。平静的“练功”、“学法”没有坚持多久，我就按照练功点辅导员的要求和指挥，参加了海洋局门前三千人的大型集体“练功”活动。当时自己是春风得意，觉得好像就要“飞升”一样兴奋不已。但我却曾为没有参加围攻北京电视台的“护法”活动心里一直很懊恼，认为白白地失掉了一次“圆满”的机会。

　　因而，1999年4月25日，发生在北京的上万名法轮功人员围攻中南海事件的那次风暴，轻易地将我卷了进去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我当时也是按照练功点辅导员的安排，一大早就和功友们赶赴府右街的，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我艰难地熬过了十五个小时。虽然结束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但自己内心还是暗暗欣喜，这回“上层次”的机会终于让自己“赶”上了。

　　虽然我觉得上了个“层次”了，然而，就因为这次在大街上站立的时间太久，加上天气还有些凉，我右膝关节肿胀疼痛的状况猛然严重起来了。到第二天早晨，我就根本无法下床站立了。见此情形，丈夫对我是既心疼，又不免对我的举动发出质疑和讥笑。而我却对丈夫说：“之所以发生这样剧烈的疼痛，那就说明是‘师父’的‘法身’已经来为我‘消业’了。”由于右腿的剧烈疼痛，我减少了外出活动，连买菜、倒垃圾的活儿都全由丈夫一人承担。“练功”盘不了腿了，我就坐在床边，把左腿盘上，让右腿当啷在床边，坚持看《转法轮》。

　　法轮功被政府定为邪教，并依法予以取缔后，学校领导也多次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劝我要相信政府取缔法轮功是为咱老百姓着想，是怕群众继续受到邪教思想的侵蚀，被错误的引导而步入歧途。可在我内心深处却是难以割舍法轮功，担心过去四年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还担心放弃法轮功，我会被“师父”抛弃了。如果那样的话，这身上的“业力”就一辈子消不了了，更谈不上“圆满”了。

　　后来，我在功友家里陆续看到了“师父”的几篇“经文”。“师父”在“经文”里要我们这些“大法弟子”，“走出去”“向世人讲清真相”，要承担起“救度世人”的责任。同时，我又深切地感受到“师父”是在指责和呵斥自己就是“那些躲在家里所谓学法的人”。自己由于害怕“就永远失去机会了”，加之“师父”已经发话承诺了：“无论他们被关押或为坚修大法而失去人的生命，他们都是圆满。”我开始了出去“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准备。但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民教师，从来都是教育孩子遵纪守法的。我隐隐约约意识到，我的这种行为违背了我一贯的行为准则。而且，考虑到自己如果真的出去“讲真相”，这种违法行为也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犹豫再三，我也没能迈出家门实施“向世人讲清真相”的行动。

　　当然，我没能迈出这一步，丈夫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我打算出去“讲真相”的想法和行为很快地就被丈夫察觉到了，并立即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丈夫反复对我说：“你长没长脑子？李洪志说啥你都信？他自己还在地球上吃五谷杂粮呢，能送你“飞升”？你练法轮功这么多年了，李洪志怎么都不管你啊！你的腿不是照样疼吗？现在还越来越厉害了。什么‘消业’啊、‘圆满’啊，这都是李洪志利用迷信来骗人的把戏。还说什么‘讲真相’，李洪志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啊，违法的事能去做吗？李洪志让你去杀人你也敢去吗？亏你还是老师呢，楞就是看不出来？真是走火入魔了，简直是不可救药了！”同时，丈夫还跟我约法三章：“不准到外面去‘练功’；不准与功友瞎连连；不准跑到外面去惹事生非。”并且还把《转法轮》及“经文”都给我烧掉了。儿子也不断地劝我说：“妈，法轮功都被国家定为邪教了，连李洪志都逃到国外去了，你还在这里跟着他瞎掺和啥呀！”

　　可当时我自己成天一门心思就想着怎样才能“学法”、“精进”；怎样做才能“上层次”。还眼巴巴地时刻祈盼着“师父”来为我“清理身体”、消除腿的病痛，早日得以“圆满”。因而，虽然我没能出去“向世人讲清真相”，但我仍旧在家里习练法轮功，对丈夫和儿子的规劝置之不理，反倒认为他们是自己“圆满”路上的绊脚石。当时我还错误地认为，要想“圆满”，首要的就是越过家庭这道“人情关”。渐渐地，我在感情上处处与丈夫格格不入，以致于达到互不理睬的程度。

　　我在习练法轮功的八年里，彻底远离了医院，在此期间发生的各种不适和病痛，我都认为是“师父”在为我“消业”，一直忍耐着坚持不去医院。由此，病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2004年9月，我的右膝骨关节肿大情况愈发严重起来，右腿疼得根本不敢着地了，丈夫见我痛苦的样子也非常着急，反复劝我到医院去看医生。

　　右膝骨关节肿大且剧痛让我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一边是自己的亲人的爱心规劝，一边是“圆满”的引诱，何去何从我难以选择。丈夫对我说：“你们那有天大本事的李洪志都逃到美国躲起来了，你练了八年的法轮功，李洪志也从来都没管过你，你的腿疼的病压根也没好过。练了八年的法轮功，现在腿疼的病反倒越来越严重了，再这么继续下去，你这腿早晚得废了不可，到时候可没地去买那后悔药。”后来，丈夫将我妹妹全家也都请来家里劝我去医院检查。

　　在十分渴望腿疾尽快好起来的愿望支配下，我在丈夫和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经医生检查发现，因为我的右腿膝关节骨唇过大，从而影响到膝关节活动。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在积水潭医院进行了膝关节的骨唇手术。手术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养护，我又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下地行走了。为此，我的心情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舒畅，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经过反邪教志愿者耐心而细致的帮助，我这才如梦方醒。盼了八年，李洪志所谓的“法身”也没能来治好我的腿疾，还是医院的大夫才让我重新站了起来。我就是错误地听信了李洪志的谎言，才让我忍受了八年病痛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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