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贾金莲，今年58岁，是上海工程机械厂的退休工人，住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社区。丈夫忠厚老实，女儿聪明伶俐，虽然家境贫寒，但也乐在其中。

　　我患有脑痉挛病，时常会莫名地左手发抖无力，剧烈头痛，眩晕，耳鸣。1998年初，因企业转制以及身体原因我内退在家休息。为缓解病痛的折磨，我经常到家附近的曲阳公园锻炼身体。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一起锻炼的人说，练法轮功可以祛除百病，想想自己内退工资不高，可以不花钱治好病是求之不得，于是就动心了。

　　练习了一段时间，我感觉病情好多了，头不疼、目不眩，手也不怎么抖了，心中很是高兴，认为法轮功真是有神奇效果，便买了李洪志的《转法轮》等书籍潜心研读起来。书里写的“真、善、忍”、“做好人”更让我觉得练法轮功是有层次、有境界的事。就这样，我渐渐地被李洪志描绘的“要什么有什么”的“法轮世界”所迷惑，心想只要精诚修炼，就能“圆满”去“天国”享福。尤其是1999年5月的一天下午遇到的一件事，更坚定了我对“师父”的崇拜。那天我从超市回家，在路上边走边想着“师父”所讲的他有无数的“法身”时刻都在保护着练功的弟子，也没有注意周围的情况，猛然抬头发现一辆助动车迎面急驶而来，眼看车子前轮已撞到我的衣服，吓得我六神无主地呆站在那儿，不由自主地喊着“师父快救我！”只见车子嘠然停下了，骑车的小青年连车带人倒在地上，造成左小腿骨折，而我却毫发无伤。这本是骑车人紧急刹车的缘故，但当时我却认定是“师父”的“法身”保护我的结果，让我避免了灾难。这一事件后，我对“师父”的“神力”更是深信不疑，对练功更是入迷，尊为唯一标准，就是“师父”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分不清是非，失去了自我，只盼着按照“师父”的要求去修炼，早日“圆满升天”。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组织。我很不理解，认为这样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明里不敢练了，我就偷偷在家练功、“学法”，家务事也懒得做了，女儿的学习也不管了。忙里忙外的丈夫反对我练功，我却说：“你们‘常人’哪知练功的好处，我是‘一人练功，全家得益’，今后你和女儿都会感谢我的。”从此，往日家的温馨没有了，伴随的是我和丈夫经常的争吵。在我们无休止的争吵中，女儿的学习成绩一天天往下掉，自卑感也越来越强，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目光呆滞，经医院检查患了抑郁症，而我仍不管不问，只顾自己练功、“学法”。

　　为了不让我再练功、“学法”，丈夫一气之下将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录音带等资料全部丢掉了。这引起了我极大的愤怒，认为丈夫是我“圆满”路上的“魔”，于是对丈夫大打出手，搬起身边的椅子就向丈夫头上砸去。幸好丈夫及时用手挡住才没有出大事，但也造成了丈夫右小臂骨折，气得丈夫从此再也不愿理我。面对给丈夫造成的痛苦，我不但不心疼不反省，还认为自己是除去了破坏“大法”的“魔”，排除了阻碍我“圆满”的绊脚石，“功力”又上了一个“层次”。

　　那段时间，李洪志频发“经文”，让我们走出去“护法”、“讲真相”。听功友说，“师父”对我们这种在家不外出的习练者很不认可，现在是“师父”考验每个弟子的时候到了，能否成为一名“真修弟子”，能否“消业”、“上层次”，最后“圆满”，就看各人为“大法”、为“师父”付出了多少。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才是伟大的弟子。于是，我心里就开始躁动起来。我一边坚持练功、“学法”，一边与功友偷偷地在本区居民区信箱内散发法轮功宣传品。后来又听说很多功友都去北京为法轮功讨说法，特别是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我认为如果不出去“护法”，就跟不上修炼的步伐，更对不起“师父”。2001年9月，我抱着“护法”信念独自奔赴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护法”，被遣回了上海。

　　2003年底，在社区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真相。回想我练法轮功这些年以来，那么勤奋地练功、“学法”，不敢有一丁点的亵渎，对李洪志更是奉若神明，可换来的是丈夫被我打伤而对我伤透了心，是女儿因我而患抑郁症，更使得家庭濒临破碎的边缘。现如今，我成为了社区健身气功站的一员，丈夫也和我一起健身。女儿在我的关心下，已经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还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家庭又恢复了以往的温馨和谐，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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