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荣敏，辽宁省兴城市药王乡人。1995年11月，出于祛病健身的目的走进了法轮功。因为我练功专注，1996年，被兴城辅导站站长李春生任命为药王乡辅导员，并让我发展学员。我每周日上午8时都到兴城总站开会，领会李洪志的“新经文”，接受上级下达的新任务。那阵子，我干得可起劲了，因此得到兴城总站负责人的充分信任和肯定。到了1998年，我在药王乡就发展了60多名法轮功习练者。在首钢东华机械厂，我又发展了多达100余人的法轮功习练者队伍，我因此被任命为兴城辅导站药王分站站长。

　　1999年4月25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样到兴城总站参加辅导员会议，会上李春生告诉我们：天津抓人了，葫芦岛站接到研究会通知，让去北京中南海“护法”，“师父”的意思是必须通知到每一个练功人。我们这些到会的辅导员就立刻给自己辅导站的骨干打电话，让他们把“师父”的意思传达到每个人。很快，全市的法轮功习练者就聚集到兴城火车站，并仨一群、俩一伙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我和东华厂的李乃清、刘玉杰等8人于晚上7点坐上了从兴城到北京的汽车，26日早到达北京。实际上，4月24日就有许多其它地方的法轮功习练者赶往北京了，在我们抵京之前，在中南海的“护法”活动就已经开始了。等我们到达北京时，“护法”活动已经结束，各地法轮功习练者已经散了。很明显，我们的动作慢了一步。李洪志因此对兴城总站的各位负责人非常不满意，葫芦岛站站长亲自到兴城，责问李春生、王权、林月秋等人北京应不应该去，为什么没去等，并责怪李春生对去北京“护法”的态度不坚决，组织得不及时、不得力，对“护法”活动支持得不够。特别是对李春生本人更是不满。之后，葫芦岛辅导站就来人撤销了李春生等人的站长、辅导员职务，由田占良等人接任了相应职务。不久，李洪志就开始让“大法弟子”再学《挖根》、《大曝光》等“经文”，挖那些没去北京“护法”人的根：“为什么大法被破坏了还不站出来护法？圆满了你都不动，我看你怎么办？”于是大家心里都有数了，也憋足了劲儿，暗下决心：再有这样的事，豁出命也得去“护法”，说啥也得“圆满”。

　　7月20日下午，我们又接到站里通知：全国各大城市的站长被抓，各地的大法弟子都要到附近的城市“护法”，兴城、葫芦岛地区的去锦州。这一次行动的人就更多了，凡是练功的哪个不想“圆满”呢？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各路的大法弟子在锦葫交界处全部被葫芦岛市公安部门截住，兴城市政府派去三台大客车接我们返兴，满满三车的大法弟子，不能“护法”就不能“圆满”，都急疯了。

　　7月21日一早，我们又接到站里通知：围攻兴城市政府，找政府讨个说法。我和林月秋赶到市政府时，已经有二百多人聚在那里了。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挤到前面。不一会儿，政府有人出来协调，我作为代表参加谈判。谈什么呀？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一切都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总指挥是“师父”李洪志。他让我们撤，我们才会撤。只记得当时有政法委副书记焦希云等领导，苦口婆心，好言相劝。可我们几个法轮功代表怎能听得进这些，没有“师父”的指示，我们能撤吗？现在想想，真是无理取闹啊！僵持之中，田占良接了个电话：火速进京！他一个眼神，大家就心领神会了，人们当即离开市政府，迅速赶赴火车站。我们这些分站长和骨干人员一边往车站走，还一边通知各自负责的法轮功习练者，立刻进京“护法”。上午10点我们登上驶往北京的列车后，看到了车上好多和我们一样的法轮功习练者。我们心里暗自高兴：“心真齐，都出来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火车行到玉林县，我们这些去北京“护法”的弟子再一次被公安人员截下。这一次，我看到了更多的法轮功习练者。

　　7月22日下午3点整，中央电视台播报了法轮功被依法取缔的消息。当时，我真有点懵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师父”那么神通广大，怎么还被取缔了呢？是不是又在考验我们这些弟子啊？是不是能否“圆满”的又一次考试啊？我心一横：出去“护法”！不把法正过来，坚决不回家。后来，我因扰乱社会秩序被行政拘留。

　　现在，我想起自己过去的那些事，真的感到有些可笑、可悲、可怜！我真的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李洪志口口声声说：“我们没有组织，松散管理。”这哪里是真话呀？我的经历让我明白：法轮功的一切活动，不但有组织，而且组织得非常严密，上有研究会，下有辅导站，练功点。这怎能叫没有组织呢？法轮功宣扬自己的“真、善、忍”，却不敢承认自己有组织的事实，难道这也是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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