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例行查房程序。当我们来到34床时，身旁的责任护士悄悄地对我说：“这是昨天晚上新收的患者，是乳腺癌。听家属说练什么法轮功，在家不吃药，也不来看医生，是她爱人和孩子把她给架来的。”出于职业习惯，我认真观察了她。床头卡清晰地记录着她的基本信息：王宝金，女，53岁，乳腺增生（注：医院一般都不在病人的床头卡上写明是癌症），昌平区阳坊镇某村人。骨瘦如柴的她蜷坐在病床上，凌乱的头发遮住了大半个又黄又瘦的面孔，惶恐的眼神在我们几个医生身上游荡，对我们的询问却没有任何反应。例行检查时，她表现得非常烦躁，极不配合。
作为一名从业20余年的医务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意识驱使我对王宝金更加关注。查房结束后，我立刻查阅了她的病历，并及时和她的主治医生讨论了治疗方案。然而，她不但拒绝服用一切药物，也不肯配合检查和治疗。看见她这个样子，我突然想到父亲曾给我讲过与法轮功有关的一些事。我选择了一个她心情稍好的下午走近她的病床，说：“王阿姨，今天天气挺好的，我带你去医院后面的山上溜溜，槐花开得特别香甜，风景可好了！”随后，我扶着她来到山脚下的花园，在小溪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拉开了话匣子。聊了聊家常后，我突然问：“阿姨，你为什么不积极配合医生治病呢？”王说：“师父说我们要想圆满，就得经得起各种考验，我这不是病，是师父在考验我，我只要心诚，每天念大法好，我就会没事，就会圆满。”我说，我给你讲个亲身经历的事你听听：
“那是1996—1997年期间，法轮功在全国不少地方传播，一时间不少人参与习练。我的故乡在偏远的青海省的一个矿区，练法轮功的热潮也波及到了我们那里。我的父亲也和许多人一样成为法轮功习练者。有一次，听说李洪志要在北京亲自讲法，在功友的怂恿下（说亲自听李洪志讲法长功更快、功力会倍增），父亲一行三人先坐了一天的汽车、然后又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北京，顾不上先看我，便赶到丰台一个礼堂听李洪志讲法。第二天父亲来到我这儿，一进门就气呼呼的说：‘什么呀！李洪志尽是唬人的，他说他是佛教协会的副会长，结果我们去佛教协会问，他连会员都不是，还会长呢，净骗人！他说海淀知春路X号是他的住所，我顺道也去了，结果敲开门一问，人家说这所房子住的人姓包，不姓李。’”
说完后，我看了看她的表情似乎有点怀疑，就继续说：“有病吃药，生病看医生是千百年来的常理。要想更好的行善，等病好了才能接着去做呀。你想想看，中国古老的藏传佛教和道教的信徒们的修行不是更深吗，可他们也研究医术，而且他们治病的医术是有独特之处的，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呢！”听了我的话，她既不反对、也不同意，木然地听了我将近两个小时的劝说，但总的来说对我已经没有了敌意。
接下来的几天里，除了我天天去和她聊天外，医院也安排专人对她进行心理治疗。主治医生也从科学、病理、医学和生命的角度和她谈了几次。最后，在大家的努力和家属的催促下，王宝金默许了治疗方案。
手术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从麻醉中渐渐醒来，我们来到王的病床前查看病情，医生边查看病情边说：“王宝金，感觉咋样？有什么不舒适的说出来听听？”王有气无力的回答：“是师父救了我！”差点把我们给气晕过去！
经过两周的治疗，王宝金术后拆线出院了。按照既定的治疗方案，王需要接受5个疗程的化疗。可王出院后就再也不来接受治疗了。我们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多次给王家打电话。王的家人表示，自从王出院后，她又开始拒绝所有的药品和其他辅助治疗，整天打坐练功，对亲朋好友的劝说更是置若罔闻。她的脾气非常暴躁，把身边的人都看成是阻挡她修成正果的“魔”。家人实在没办法，只能任由她折腾了。
五个月后，我们再次给王家里打电话做随访调查，听王的老伴说，王的乳腺癌已经局部转移，胸部皮肤大面积坏死，疼痛难忍，夜不能寐。我们劝她赶快来医院接受治疗。但王还是深信师父能救她，拒绝我们的好意。大约一个月后，王的家人用平车将她又送到了我们医院。经医生检查，她的癌细胞已全身扩散，无法治疗。医生惋惜的说：“患者当时属乳癌早期，手术进行得很彻底，也很成功，倘若按照术后治疗方案积极治疗，活个十年、八年的是没问题的，甚至更长。”王听了医生的话后，脸上那副懊悔、无助的表情让我至今不忘。临死之前，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李洪志害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