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侄死时才3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这孩子从小命苦。8个月的时候，他就没了父亲。母亲把他拉扯到6岁大的时候也改了嫁。从此，他和年幼的哥哥跟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因为我们是同村，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把他哥俩接过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在心里，我把他们看得和自己孩子一样亲。17岁那年，他和几个一般大小的孩子打架，失手将人打死，被判刑15年。在服刑期间，我每年都要到狱中去探望他两次，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出狱。2003年4月，政府提前3年将他释放。
回到家后，我发现这孩子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话怪里怪气，“师父”、“经文”之类的话语常挂在嘴里；行踪也很诡秘，有时一两天都不见他的人影。这年6月的一天，村里的干部突然找到我说王伦军又被公安局拘留了，要我作为家属去办理一下手续。赶到公安局一问才知道，他是在高速公路旁刷写反动标语时被当地群众逮了个正着。随后，警察又在他的小屋里找出了一大堆宣传资料和不干胶、红色油漆等作案工具。半个月后，我从拘留所里把他接回家，在我的追问下，他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2年前他在狱中听人说练“法轮功”可以“祛病强身”，就偷偷地跟着练了起来。我说：“你练功就练功，跑出去写什么标语啊？难道这也是练功吗？”谁知他振振有词地说：“师父说了，这叫‘讲真相’。师父要我们这样做，是要消除邪恶，普度众生。”他还对我说，大法弟子只有普度众生才能走向圆满，最终成神成佛。听了这些话，我真是哭笑不得。
为了防止他再到处乱跑“讲真相”，我托人给他在镇上一家餐馆找了一份帮厨的活。一来让他没时间乱跑，二来他已经29岁了，想让他攒钱成个家。谁知才干了一个多月，老板就因为他经常请假要辞退他。好说歹说，他也立下保证，老板才同意留下他。这以后他还真的消停了一阵子，没有出去和他们的人联系了。但他依然坚持打坐练功。我当时也认为，只要他不出去做违法乱纪的事，关在家里练也无所谓。因此也就没再强迫他。
2004年下半年，他来我家玩时经常说头晕、乏力。我怀疑他是得了血吸虫病，要他到镇卫生院抽个血化验一下，可他死活不肯，还说练功的人是不会生病的，即使身体不舒服那也是在“消业”、在“净化身体”。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说因为他坚持练功，师父已经为他消业，他的病好多了。从那以后，他更加相信是师父在保佑他，对我们要他有病看医生的话更加听不进去了。
2007年10月，警察又从他的屋子里搜出100多本小册子和几十张光盘，在对他治安拘留了10天后把他放回了家。看到他把辛辛苦苦打工的钱全用在所谓的讲真相上，还三天两头进号子（拘留所）。我就和他的哥哥商量，出钱给他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让他在村里跟人合伙做起了收购棉花的生意。一天下来，有时还能赚个百儿八十的。更主要的是我们随时都能看住他，免得他出去跟那些人勾搭在一起。他也十分高兴，打算赚点钱就娶个媳妇。
2008年上半年开始，他经常喊左腹部疼，因为年轻体壮，有时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任凭我们怎样苦口婆心地劝他上医院，他就是不听。2008年12月，他疼得次数越来越频繁，疼得也越来越厉害。见他不肯去医院检查，他的大姑父就从市人民医院给他买回一些药，他却说“吃药是把业力压了下去，就不能清理身体了。我不吃。”结果这些药都被他扔进了河里。今年正月初五（2009年1月30日）的晚上，他疼得在床上打滚，他大哥发现后连忙把医生接到家里，强行为他做了一下检查，医生初步诊断肝上有肿块，要他立即入院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在镇卫生院住了三天后，见情况没有好转，我们又把他转到江汉油田总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检查的结果让我们都难以想象，他不仅因血吸虫病引起了肝硬化腹水，同时还患有胆囊管结石、乙型肝炎等病。就在我们准备凑钱将他送往武汉的大医院进行治疗时，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主治医生惋惜地说“血吸虫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地方病，也很好治。可是由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拒医拒药，最终导致肝硬化腹水，实在死得太冤枉了。”
侄儿死后，我几天都吃不下饭，我怪自己明明知道法轮功不是个好东西，却没有极力劝阻他修炼；我更后悔明明知道有病要吃药，却在法轮功的歪理邪说面前丧失了立场。我真是糊涂啊！如果说法轮功是杀人的凶手，那我就是法轮功的帮凶。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我只希望在我们家发生的悲剧，能给所有法轮功练习者的亲属们一个警醒：对法轮功的退让与幻想就是对你亲人的伤害和犯罪！为了你家人的幸福，一定要家人远离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