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新钢，今年37岁，原是北京密云一家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现在的我，失业住在母亲留下的一个破旧楼房里。别人在37岁的时候大多家庭美好，事业有成，而我的妻子、孩子、母亲都离开了我，我几乎一无所有。

　　1997年，我22岁从北京的一所财经大学毕业，那时我有一个处了3年的女朋友叫李玉茹。毕业后，我并不想留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只想回到家乡，回到我母亲身边。因为父亲去世的早，是我的母亲把我抚养大。我大学时成绩优异，所以毕业找工作时很容易地就和当地一家国有银行签约了，而李玉茹想留在北京找工作。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大约半年后，我发现李玉茹的电话越来越少，问她近况她也是支支吾吾地搪塞我。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我们分手吧”，原来她被一个四十多岁所谓的有钱人包养了，我失恋了。

　　那段时间我郁闷的心情一直无法排遣，除了上班外，就整日在网上闲逛，忽然有一天我看了一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上面所说的“圆满”“白日飞升”深深地吸引了我，既然现实中我生活的不如意，那么我就选择追求精神世界的“圆满”吧！

　　其实现在想想，年轻人失恋是常有的事儿，过段时间也就过去了，但那时我就觉得是天大的事儿，结果就走错了第一步，然后一步一步越陷越深……我去买了《转法轮》这本书，如痴如醉地读了下去，结果“中毒”越来越深。

　　为了给“练功”腾出时间，我工作上就是得过且过，有好几次都出现了错误，好在没给单位造成严重的损失，为此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我非但不吸取教训，还向他们宣扬起了“真善忍”，让他们“做好人”“修心性”，结果单位领导叹着气摇头离开了。

　　母亲看到我这个样子很是伤心，她本来就患有高血压，得长期服用降压药。为了给母亲治病，我将“师父”李洪志的画像挂在了客厅里，每天都虔诚的行礼，请他保佑我母亲身体健康。有好几次母亲病发想去医院都被我拦住了，说她去医院的话就会前功尽弃，就这样母亲的身体被我搞的越来越糟。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当时的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师父”宣扬“真善忍”是错的吗？于是我经常旷工去参加“功友”的集会，不能明着“弘法”了，我们就暗中继续修炼功法，实施了“发传单、上访”等一系列“护法行为”……就在这一年，经人介绍我和一名小学教师结婚了，她叫张秀婷，比我大两岁，家里人催得急，而我自从“练功”后，对感情的事儿也无所谓了，于是像完成任务一样我俩结婚了。

　　婚后我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练功”，我鼓励妻子和我一起练，但是妻子态度很坚决，说法轮功是邪教，让我也停止修炼。我很气愤，坚决不允许她诋毁法轮功，为这事儿我们经常吵架，有一次我甚至动手打了她！

　　后来，我看了“师父”的一篇新文章，上面对去北京上访做了肯定，说不去的人是被魔控制了心性。我看到后很振奋，为了让自己的“功法”更精进一层，我组织了几个“功友”和我去北京，这一去就是半个多月。等我回来时，我接到了单位的开除通知，原因是我旷工次数太多了，不过我也无所谓，不用上班也好，可以专心练功，早日飞升了。妻子和母亲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很是伤心难过，找我谈了几次见没效果也就放之任之了。

　　失业在家的我靠妻子的工资和母亲的退休金度日，就这样过了两年我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妻子和母亲苦苦哀求我看在孩子的份上停止练功，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我不顾她们的眼泪，依然执迷不悟。

　　2002年12月2日夜里，儿子忽然发起了高烧，而且咳嗽不断，妻子叫我去带儿子去医院，我说这种病只要“消业”就好了，于是我拿出李洪志的录音给儿子听，希望“师父”“讲法”的声音能帮儿子恢复健康。儿子的咳嗽声渐渐停了下来，我也就更坚信“师父”的力量了。谁知到了第二天，儿子咳嗽越来越厉害，体温也越来越高，妻子跪下来求我把儿子送到医院去，而我非但没那么做，还叫来了几名“功友”过来发功给儿子治病，但毫无效果。儿子咳嗽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嗓子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接近精神崩溃的妻子，趁我们不注意，一把抱过了儿子冲出了家门。经过医院一天一夜的抢救，儿子终究没能挺过去，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死于肺炎，死于我这个恶魔般的父亲之手！

　　结果可以预料，妻子和我离婚了，带着一颗受尽伤害的心离开了，而母亲也放弃了我，把房子留给了我，住进了敬老院。

　　孩子的去世和母亲的离开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那段时间整日精神恍惚。后来，随着反邪教志愿者地帮助，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认识这个错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最好的一段人生岁月就葬送在这个错误之下；我那出生几个月儿子的生命就葬送在这个错误之下；我和母亲的深深母子情就葬送在这个错误之下。我愿意用我的亲身经历唤醒那些还沉迷在“功法”里的人们：早日回头，否则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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