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岳菊，女，今年56岁。我，自己曾是岳阳市岳阳楼区某公司一名副经理，丈夫在铁路系统，家庭幸福。可自从我1997年开始迷上了法轮功后，这个家就没有了安宁。
那是1997年5月，我因患肾炎等多种慢性疾病，经多方医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被病痛折磨得要死。就在这时，我的一位同学给我介绍法轮功，说练法轮功什么病都能治得好，而且还不用打针吃药；还说，一人练功全家能受益。在同学的“真情”感动下，我就练起了法轮“神功”。
那时我治病心切，练功有一股子劲，专心、刻苦、拼命，因此我很快进入角色。辅导站的老师们很高兴，他们说收到了一位“真修弟子”，经常给我戴高帽，说还要特意栽培我，使我尽快“上层次”。
1998年3月，我就被法轮功组织任命为分管一个片区的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从此，我的虚荣心更加膨胀，俨然一个正在“走在神路上”的“精进弟子”，“圆满”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于是，我练起功来，争分夺秒，如饥似渴，五套功法练得滚瓜烂熟，就《转法轮》这本书我看了几百遍，并通抄两遍，能做到倒背如注解，《法轮大法义解》、《法轮佛法大圆满法》、《新加坡讲法》等书，我都看了几十遍。
反复练功、“学法”的结果是，我成天想的、做的都是为了“大法”，为了自己的“圆满”，“师父”指向哪里，我这个“精进”的弟子就“打向”哪里，俨然一个绝对服从指挥的“木偶人”。
1999年“4·25”围攻中南海事件、“7·20”天安门非法聚集，我都先后组织并参与了。200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再一次秘密组织了一批功友前往北京“讲真相”，进行所谓的“助师世间行”。这些非法活动我曾三次进拘留所，为此，单位领导、社区干部无数次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我丈夫和儿女反复做我的工作，但我就是油盐不进。但我都认为经受住了“师父”的考验，自己“上层次”了，“圆满”就在眼在。
我母亲曾经最是疼爱我，她苦口婆心的劝说和以母亲身份的责骂都没有让我改变。面对一个三天两头要“走出去”，为“大法”义无返顾的女儿，母亲成天担惊受吓，生怕我再惹事端，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而我却对母亲无动于衷，还认为是“去执著”，是去掉了情。
2001年8月的一天，母亲在与我的一次争吵中，突然血压上升，昏倒了。我当时想，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的“法轮神功”，该出手显一个“法轮神迹”了。于是，我就把李洪志的“讲法”录音放在母亲床头，希望大法能医治她的病痛。我那时不顾母亲虚弱的身体，也不管母亲的极端反感，硬是强迫老母亲反复听。有时候母亲睡着了，我就把她喊醒，要她继续听，就是母亲发怒，我也全然不顾。那时候，我坚信，只要母亲听了“讲法”，“师父”就一定会管他，“师父”的“法身”就会保护她。
可是不论我怎么折腾，一点效果也没有。丈夫发现了我的荒唐行为后，坚决予以制止了。为此，我与丈夫又大吵了一架。
李洪志曾经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然而，母亲的病却越来越恶化。
2002年，我母亲中风，虽经医院抢救保住性命，但出院后只能卧病在床。那段时间，在我丈夫的再三劝说下，我请了假照顾母亲。然而，照顾母亲的时候，我的心却没有放在她身上，而是成天想着如何为“大法”做事。比如，我从明慧网下载一些法轮功资料，打印成文后，秘密送到各个练功点，还经常物色新的成员等等，事情还比较多，忙得很，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为牢记“师父”的教导，“你今天为法付出的一切与你将来得到的果位成正比”。每天简单料理一下母亲后，我就趁机开溜。丈夫劝我不要到处瞎跑，在家多照看母亲，我说，“当你的亲人哭哭啼啼让你做这做那时，都是魔在干扰”，所以对家人的劝说无动于衷，要顶着压力“证实法”。
我如此“精进”地“学法”，如此拼命地为“大法”做事，可“法轮大法”并没有保佑我母亲，母亲还是走了。而我当时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认为她把人世间的罪都遭完了，该还的“业力”都还了，可以轻松的转世了，反而为她高兴呢。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哥哥姐姐很伤心，哭得很厉害，我就对他们说：“别哭了，母亲是上‘天国’享福去了”，因为当时我想，我母亲也听法得法了，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母亲也不会下地狱，应该上天堂。李洪志曾经说：“一个人没有病，百年后百分之百的下地狱”，母亲“业”都消完了，应该有个好归宿。所以对母亲的死我一点都不伤心，还认为自己过了亲情关，提高了心性，离“师父”近了，离人的东西远了。
母亲死后，我还没有醒悟过来，还在期待着“奇迹”出现，还期待着“法正人间”。同时，重复着法轮功那几套现动作，啃着霉变了的几本法轮功书籍，还经常召集一些痴迷者“学法”“弘法”，有时深更半夜外出张贴、散发法轮功传单。
2005年，在家人和社区反邪教志愿的共同努力下，他们为了挽救我，把我送进了心理矫治中心。在那里经过系统的、正规的心理治疗和康得，通过大量的事实，我终于从法轮功邪教的精神控制下跳了出来，我也彻底与法轮功决裂了。
“子欲养而亲不在”。如今，一回想起自己逝去的母亲，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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