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春霞，1963年出生，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我曾经是别人眼中的女强人，独自一身创天下。可自从接触法轮功后，每天想着修成“正果”、“得道成仙”，渴望“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几乎毁掉了原本幸福的家。

　　1983年中专毕业后，我只身一人南下深圳打工，几年后小有成就。后回到家乡，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农家乐，成为一名个体小老板。1991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丈夫张建国，川东钻探公司的一名技术骨干。1992年元旦，我们结婚了，婚后丈夫对我很好，我们夫妻生活幸福，家庭和睦。

　　在深圳打工期间，我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回到重庆后，我仍然坚持祷告，参加教会的集体活动。1997年底，在一次集体活动时，一位教友带来了一名陌生的老师，这位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练法轮功，只要坚持练习下去，不仅能够祛病健身，还能够“做好人”，要是修成“正果”还可以“得道成仙”。 起初，我还半信半疑，可一想到是教友介绍来的，肯定不会是旁门左道，应该没什么坏处，全当打发时间好了，便同意去一个练功点听课。后来，我就慢慢被披着“真善忍”外衣的法轮功吸引住了，认为法轮功是导人向善的，并在1998年开始练习法轮功。

　　自从练功以后，我迅速痴迷其中，整天在家打坐修炼，并将家里的存款用于购买大量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为组织中经济困难的功友提供资助，还将自己经营的农家乐作为练功的地点，免费为功友提供食宿，因此，我很快便被提拔为街道练功点的副站长。这之后，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修炼法轮功上，再无心照顾丈夫和年幼的儿子，农家乐的生意也随之一落千丈。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对此我很是想不通，法轮功让人行善，教人“做好人”，政府为什么要取缔它呢？此时，站长找我谈话，传达李洪志的号召：“大法遭到如此大的破坏，学员如果还不动，就不是大法弟子”，并希望我出资支持他带着功友结伴去市政府、中南海进行所谓的“上访”、“护法”，并让我暂代站长职位，带领留守功友坚持修炼。由于群众举报，站长在火车站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轮功邪恶本质被揭露后，很多功友纷纷要求退出，我的“弘法”工作也面临很大困难。我想现在的困境肯定是阻碍我修炼的“魔”，我只有经得住考验，才能修成“正果”、“得道成仙”，否则前功尽弃不说，还有可能遭到“报应”。于是，我仍偷偷摸摸地练功，坚信有“师父”的庇护，一定能度过难关。

　　2001年9月，丈夫在单位体检组织时查出得了食道癌，单位领导瞒着丈夫直接通知我，让尽快安排住院做手术。痴迷法轮功的我当时根本没有安排丈夫住院的想法，认为这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是“师父”在帮我的丈夫“消业”，助我们一起“得道成仙”。丈夫的单位见他还在工作，就打电话问我原因，我答复说，已经联系好了医院，过了元旦就住院，并让单位领导瞒着我丈夫。此时，我丈夫吃东西都已经很困难了，他要我陪他到医院检查，而我却安慰丈夫说是一般炎症，吃点药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2002年4月，丈夫开始出现胸口发闷，并伴有咯血症状，他一个人到西南医院检查，结果诊断出是食道癌。丈夫回家后厉声质问我：“你练功也就罢了，还隐瞒我的病情，不让我住院治疗，你想害死我啊？如果我走了，谁来照顾孩子，你早点回头吧！”然而，痴迷法轮功的我却坚持对丈夫说：“你不用担心，我练功，全家都会受益，‘师父’会‘发功’救你的。”丈夫见我执迷不悟，一个人住进了医院。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不得不切掉了食管，病情虽然得到了控制，但是丈夫从此再也不能开口讲话了。

　　在丈夫住院期间，我只顾练功，根本不照顾孩子，天天把孩子丢在一边，孩子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最后孩子因贫血晕倒在了教室里……我赶到医院去，不仅没有过问孩子的病情，而且还坚决反对孩子住院，认为这是“师父”在给咱孩子“消业”，便把他带回了家。后来我才知道，由于孩子的贫血很严重，加之那时没有认真检查治疗，所以导致其身体一直很虚弱。

　　之后我家的生活可想而知，丈夫每天除了工作，下班还要拖着疲惫的身躯买菜做饭，一个人带着幼子生活，因为丈夫不能讲话，儿子也变得越来越自闭。朋友、亲人见我丈夫孩子可怜，就轮流照顾他们，并一直劝我回头。看着旁人善意的劝导、丈夫生活的艰辛、幼子期盼的哭喊，我慢慢地开始动摇了，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在我一次次痛苦挣扎面临选择的时刻，我失语的丈夫，可怜的儿子，善良的朋友、亲人始终没有放弃过我，总是一直关心我。看着朋友、亲人不离不弃的支持，看着丈夫、儿子不离不弃的亲情，我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真面目，是法轮功毁了我幸福的家庭，我决定彻底与法轮功决裂，撕开它的假面具。

　　现在，每当想起这些年来自己受法轮功的“修成正果”和“得道成仙”的欺骗，为“求圆满”、“上层次”天天充满焦虑，因为“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让丈夫失去声音，并差点儿葬送了他的性命，心里就酸楚楚的，感到非常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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