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银明，今年47岁，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铁路新村。我和妻子唐远芬都在重庆供电段工作，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家里虽不富裕，但夫唱妇随，女儿乖巧听话，一家人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唯一让我苦恼的是我患有肝炎，需经常吃药且不见好转。

　　1997年12月，我去四川广安老家走访亲戚。在吃饭时，我说我有肝炎不能饮酒，亲戚说现在有一种叫法轮功的神功，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治病，尤其对一些慢性病特别有效，并举了很多例子说都是通过练功治好了病。临走时，亲戚送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当时非常心动，觉得遇到了一次绝佳机会，便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开始接触了法轮功。

　　经过几个月有规律的习练后，我觉得身体比原来舒服多了。当时，我别提有多高兴，心想法轮功真神，一定会把我的肝炎治好了。从此，我对李洪志“师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托人购买了画像、书籍和光盘等，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练功、“学法”上，再也无心上班了。

　　慢慢地，我对“师父”的“消业”、“圆满”等诱人有“高深理论”深信不疑。为了全身心地练功，我让女儿去她婆婆家住，并把她的间房腾出来专门布置成练功房，每天洗完澡后便虔诚地面对着“师父”画像练功。由于长时间盘腿打坐，渐渐地，我开始出现一些异常反应。有时感到头昏眼花、头脑发胀；有时觉着腿脚又疼又麻，可一想到“师父”说：“吃苦就能消业，一疼一难受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就消了，你的心性也就提高了，你的功也就长上去了”等“经文”，我就坚持忍着，认为就是“师父”在帮我“消业”、清理身体，自己也正在“上层次”，肝炎很快就会根治好了。

　　特别是一想到“师父”说，真正修炼的弟子是不能打针吃药时，我竟然把吃了多年的肝炎药也坚决地给停了，将还没吃完的药统统扔进了垃圾桶。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单位领导和父母都劝我不要再练了，可我表面答应，暗中却将自己的法轮功书籍、光碟和磁带藏起来，每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偷偷练功。渐渐地，我的性格也变得孤僻起来，很少与人接触。家人劝我定期到医院做检查、按时服药，也都被我拒绝了。

　　为了能尽快“消业”、早日“圆满”，我不仅每天坚持在家里练功，还认真按照功友时不时传过来“师父”的指令，经常和其他功友一起出去“讲真相”（实际上就是散发法轮功的传单等）、“劝三退”、“救世人”等荒唐的活动。

　　我按照“师父”传授的功法“实修”了七年多，可自己的“病业”却并没有“消”除，自己的肝炎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还逐渐出现了面色发黄，腿脚发肿等症状。

　　2004年12月的一天，我在练功时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心慌、肚子胀，双脚已肿到膝盖了，家人发现后，紧急将我送去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我的肝炎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要我住院治疗，但我当时却坚决反对，任凭怎么说，我也不同意住院。没办法，最后医生只好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回家吃药治疗，并反复叮嘱要按时、按量服药。

　　回到家，家人再三催我吃药，可我哪里听得进，实在推不掉就假装做做样子，趁他们不注意，就把药片偷偷地扔掉了。我那时依然坚信，凭着自己练功、“学法”的虔诚，“师父”的“法身”肯定会保护我的。我甚至还认为，自己的病没治好，很可能是自己修得不好，并决心今后要更加刻苦地“学法”、练功。虽然我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依然在盼望通过自己的“坚修”来感动“师父”，让“师父”快一点来为我“清理身体”。

　　2007年3月20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打坐练功，可没过一会儿，我就感觉头痛难忍，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继而浑身冒冷汗。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全身越来越不对劲，我心中不断默念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那时，幸亏女儿正好回家撞见，立即拔打了急救电话，将我送到了市十三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最终才保住了性命。后来，医生告诉我：“长期打坐、停药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是导致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要不是抢救及时，你这次可能就真的醒不过来了。”

　　出院后，在妻子和女儿的呵护下，在社区志愿者的关心帮助下，我终于如梦初醒。现在，每当想起自己曾经愚蠢而又荒唐的“消业”经历，我真是由衷的悔恨。

张银明照片

【责任编辑：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