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友贵，67岁，家住四川省住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北路，是武胜县印刷厂退休职工。

　　1997年，自我丈夫张承志从县邮电局退休后，我们除了给儿女们看管孩子，也没什么大事，生活还算轻闲。可没想到，自从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功后，我们的晚年生活变得一团糟，我丈夫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98年8月，我因腰椎不适、关节疼痛，抱着强身健体的目的我开始习练上了法轮功。由于没有工作压力，加之闲暇时间较多，我很快成了原县广播局外广场法轮功集体练功练点上的常客。通过一段时间有规律地练习，我感觉我的关节疼痛感有所减轻，这让我欣喜不已，觉得修炼法轮功对祛病很有效，以至于我也要求我丈夫跟我一起练，因为我丈夫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等疾病。

　　丈夫张承志在我的鼓动下，开始了练功活动，并逐渐入迷。特别是起初我们练习坐功的时候，儿子见我们双腿交叉盘坐姿势难度太大，坐久了担心我们出问题，就劝我们别老坐着，说坐久了会影响下肢血液流通，不仅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已经相信李洪志“消业”歪论的我们哪里听得进去这些话，还是坚持一个劲地日夜在家看书“学法”。很快，我丈夫因为练功积极，又因为曾经当过单位领导，组织能力较强，后来还成为了武胜县法轮功组织辅导站的骨干。那时，我们逢人就说法轮功可以消业治病，巴不得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练功队伍。

　　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很严重，拖了几天也没有拖好，儿子担心拖出大事情，极力劝我到医院去弄药，我坚决不去，我老公也阻止我儿子不准他用车载我去医院，并把他骂了一顿，说药物不仅治不了病，还会让“业力”反弹，还极力劝儿子也来一起练功“消业”，遭到了儿子的拒绝，而我和丈夫为没能说服儿子加入修炼队伍而感到惋惜，因为那时我也希望儿子能够“上层次”、得“圆满”。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儿子非常高兴地劝我和丈夫赶紧脱离法轮功，而已处于痴迷中的我和丈夫却对儿子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怎么会是邪教呢？这一定是国家搞错了，冤枉了法轮功！还说，要坚定跟自己的“师父”走下去。

　　儿子很是伤心，面对这一切，我心里也曾茫然过，但想起“师父”说过的：“当你的亲人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修炼就是要放下名利情”这些话，丈夫也站在我这一边鼓励我说“今后我们到了天国世界再加倍给他们福报”，我们两个毅然决定坚修到底。我和丈夫认为这是我们经受“师父”考验的时候到了。就这样，只要我们夫妻之间谁患了重感冒常规病什么的，就拒绝到医院医治，一起在床上盘腿打坐，相互发功“消业”治病。事实上，我们有时候拖的很难受，还引发关节痛加重，但我们都咬牙硬撑到最后，一般要拖过十天半月才好。

　　长期拒医拒药带来了恶果。2004年4月，我丈夫高血压病越来越严重了，经常失眠，浑身乏力，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儿女们多次要带他去医院，可我们仍然坚信这是“师父”在考验我们，我暗下决心无能如何不能去医院，去了医院就会前功尽弃，就会遭“报应”，说不定还会“形神俱灭”。为此，我们夫妻俩串通一气，经常将儿子们给买的降压药全部扔掉。

　　后来，我的一个叫刘高菊的“同修”（此人2004年12月因非法传播法轮功宣传品被公安机关处罚过）告诉我，说我老公那是上了一个“层次”了，在家练功已经没用了，一定要走出去“弘法”、向世人“讲真相”，去做“救人”的工作，这样“师父”的“法身”才会保护我们，我和我老公的“病业”才能彻底消掉，才能走向最后的“圆满”。

　　自认为已上了个“层次”的我和丈夫，对“同修”的话深信不疑，瞒着家人不断地从刘高菊那里拿来一些法轮功资料，常在夜里偷偷出门，分别在县城的背街小巷散发。我们那时认为“弘法”是在“救度众生”，同时也是在更加有效地“清理身体”，全然没有认为是些违法行为。由于心里有这些奇怪的想法，所以做法轮功“三件事”的行为就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疯狂。

　　虽然，我和丈夫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坚修”，可我们得到的却不是“福报”！

　　2006年10月24日19时左右，我丈夫张承志在家打坐练功时突发脑溢血，虽经紧急送医院抢救，可还是不治身亡了。

　　看到天天和我形影不离、一起练功“学法”，如此“精进”的丈夫突然离去，我一下子懵了，丈夫的离去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的生活好像突然失去了方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思索，我丈夫不可谓不“精进”，应该算是“坚修”、心诚的“大法弟子”，为何没得到“师父”的“法身保护”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教育帮助下，2007年前，我终于看清了法轮功的骗人伎俩，彻底与法轮功决裂了。

　　如今，四年多过去了，但每每想起疼我爱我的丈夫被我拉入法轮功邪教陷阱最终失去性命，让我歉疚不已，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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