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金峰，男，汉族，现年41岁，是周口市川汇区李埠口乡第一初级中学教师。

　　1998年夏天，我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肩关节经常肿胀疼痛，除了多次跑周口、郑州等地有关医院就医外，还四处搜集了几十种偏方进行治疗，可效果总觉得不明显。在一次就医时，一位患者向我谈起了法轮功，说有病是因为有“业”，练功可以“消业”治病，外地很多患者练了法轮功后，很多疑难杂症都治好了。病急乱投医，一心想早日康复的我，想都没想，便用买药的钱买了《转法轮》、《法轮大法》等一些法轮功书籍，回家便开始练了起来。

　　一向做事认真的我，练功也是同样。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我每天早晚坚持练习，认真研读《转法轮》里的每一句话，早晚两次从未间断。尽管书中的“法言法语”让我觉得天马行空，一心只盼病情早日好转的我也就不想那么多了，一心只有“法语”。似乎“师父”“显灵”，我练了一段时间后，肩关节的疼痛好像有所减轻(后来听心理专家讲，那是心理暗示所起的作用)，再加上新交的一些功友经常讲起一些法轮功曾治愈“绝症”的事例，逐渐也就认可了“师父的功力”。

　　李洪志说，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有“业力”存在。“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一疼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据别的练功人讲，吃药会影响“消业”，我对此似乎有所“顿悟”，自己吃药这么长时间以来，肩关节肿胀、疼痛不见好转，可能就是因为吃药阻碍“消业”造成的。我为自己认识到这一点而窃喜，自认为又上了一个“层次”，对法轮功“消业”治病的说法更加相信，并断然做出了令全家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不再吃药”。家人大惑不解，在外地工作的哥哥知道后很不以为然：“还是相信医生的话，吃药才能治病；要是靠法轮功治好你的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不服大哥的话，继而向父母、大姐和弟弟游说，他们也都不赞同，并强烈反对我这样做。然而，对家人的反对和异议，我没有妥协和放弃，反而认为他们都是常人，是不理解“修炼人”的，便独自决定按照书上的要求继续练功“消业”。

　　从1998年11月开始，我不再吃药，并瞒着家人“消业”，为防止他们发现，有时把药偷偷地扔进厕所里。这样过了一个月，最终还是被我从外地回来探亲的哥哥发现了，哥哥狠狠地批评我，嘱咐我继续按时吃药。然而，我非但没有领会哥哥的一片好心，反而认为是在阻碍我“消业”。我又急又气，不管他说什么，都不同意吃药，甚至用绝食来对抗。家人担心我的身体，假装同意我“消业”，把药悄悄地放在汤菜里。我知道之后，一气之下，不再与家人说话，并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心，还多次冲家人们大声喊叫：“你们不要来害我！”

　　1999年，随着练功越来越痴迷，我由最初的“消业”治病，“精进”到想通过修炼达到“圆满”。李洪志在书上说“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圆满”了之后可以到达“极乐世界”，到时候“想要什么伸手即来，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对李洪志描述的“天国”充满了期待和向往，于是就加紧修炼以期早日“圆满”。

　　为更快地“精进”，我经常“向内寻找”自己修炼的不足。李洪志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我想自己之所以“精进”地慢，就是因为没能放下“常人之心”、“常人之情”。为了让自己上一个新“层次”，我一遍遍地抄写“经文”，反复思考。我一度认为父母与孩子、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在修炼人看来是庸俗可笑的，是束缚“常人”的枷锁。我为自己的“觉悟”感到欣慰，更加痴迷地练功。父母和哥哥对我继续修炼下去很担心，都坚决劝我不要练了，还请我以前的好友、同事一起来劝我。这样一来，反而让我更加反感，我不仅不听他们的规劝，还把它当成是对我修炼的一种考验。我甚至视他们为破坏“大法”的魔，对他们日益敌视和反感。这样一来，家人格外伤心，一提到我总会叹气、落泪，同事也很无奈，都认为我是中了邪：“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怎么也迷上了这个呢？”

　　此后，我与家人、同事的交流更为减少了，话也很难说到一块，特别是一听见对“大法”不好的话，我就会强迫自己在心里默念十遍“法轮大法好”，那时的我坚信法轮功宣扬的“真善忍”，并越陷越深：面对别人的不理解要“忍”，面对劝说要“忍”，面对讥讽、嘲笑也要“忍”。于是，我就这样“忍”着，尽量不与别人说话：在家不理父母、妻子和孩子，在学校不跟同事说话，在课堂上不再关心学生的学业。1999年5月，鉴于我的反常行为，学校领导对我提出了诚恳的批评，而我依然没有悔醒，干脆不再上班，在家专心修炼。此后，我更加痴迷练功和“圆满”，生怕因抵御不住“魔”的困扰，而受到“师父”的责难。为此，我整日诚惶诚恐，感到十分压抑，总觉得“师父”的“法身”时刻在盯着我，晚上总是梦见自己没达到“师父”的要求，未能“圆满”，最终在常人世界里“形神俱灭”。为此，我总是彻夜难眠。

　　由于我一心想着“圆满”，把修炼当成最重要的事，把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练功上，常常离群索居，终日昏昏沉沉。在“常人”的眼中我俨然成了一个怪人，这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我开始变得多疑、孤僻、脆弱和暴躁，那时候的我真如行尸走肉，已经没了灵魂，除了练功“圆满”，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1999年7月22日，法轮功被国家取缔，这对沉迷其中的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法轮功会被取缔，我想这应该是一场误会，一场政府对“功法”的误解。加之此时，从其他功友中接二连三地看到李洪志鼓动大法弟子“走出去”的“经文”。如，其《挖根》、《走向圆满》等“经文”中就写到“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在国外讲法中写到“‘4·25’事件，去一万人不算多，走出‘护法’这一步，即使现在不‘圆满’，将来也会‘圆满’”。在这些“经文”的蛊惑下，我决定走出去“正法”、“护法”。

　　2001年春节期间，我瞒着家人，偷偷地去了北京。那时的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偷跑出去之后，妻子和儿子都快急疯了，年迈的父母听说我不见了，更是整日以泪洗面，最终住进了医院。

　　而我个人在练功的几年时间里，类风湿关节炎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胳膊稍微一动就更加疼痛难忍。而我始终认为是自己“业力”太大。

　　直到2003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重新接受医生的治疗，按时吃药，病情得到了缓解。

　　2004年，我又重新登上了讲台，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的转变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对我格外照顾，同时，我也很用心呵护好自己的家庭，更加努力干好自己的工作。2007年6月，在区第十六届优质课评先活动中，我荣获了中学组一等奖； 2009年9月，市教育局为我颁发了“优秀班主任”的荣誉证书。

宋金峰近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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