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丁旭，原是广州市港务局新港港务公司工艺科科长。我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体贴能干，儿子健康可爱。但自从我痴迷法轮功之后，我的美好生活便被彻底的摧毁了！

　　1998年，我当时28岁，由于我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被破格提升为工艺科科长，成为了全公司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工艺科是公司的核心业务部门，公司非常重视这块业务，我作为一个新任的部门主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更好的胜任科长这个职位，我开始起早贪黑的工作。巨大的心理压力加上过度的劳累，使我身体的各项指标亮起了红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同事说起法轮功，他说自从他练了法轮功之后，心情平和了许多，困扰他多年的风湿病也有了明显改善。抱着试试的心态，我便开始跟着同事修炼法轮功。

　　刚开始，我只在工作之余看看《转法论》，跟着同事打坐练功。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到自己焦躁的情绪平复了许多，身体状况逐渐有了起色，人也明显精神了。其实，这都是因为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在短时间内适应了工作环境，放轻松了心情所致。但我却误认为是法轮功的“业力论”发挥了作用，于是我开始对法轮功深信不疑，更被《转法论》中的“真、善、忍”以及一些超自然现象的描述所深深吸引。之后，我开始利用大块的上班时间来研读法轮功“经文”，并在办公桌上摆放了李洪志的“神像”随时供奉。渐渐地，我开始无心工作，凡事应付了事，一心只想着如何尽快“提高心性”、“上层次”，连续有好几次在点检靠港船只货物时都出现了错误，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公司领导念在我只是一时糊涂并没有对我做出严厉的惩罚，反而耐心劝导我，让我不要再沉迷下去。但每当领导、同事开导我时，我便想起“师父”的教诲，把他们的好心都当成了阻碍我“圆满”和“白日升仙”的“魔”，只有抵挡住“魔”的干扰才能获得“圆满”。刚开始，我只把他们的劝导当作耳边风置若罔闻，但到了后来，我不但不悔改，还变本加厉，为了练功而旷工已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发展到不跟单位、家人打招呼就跑去外地“弘法”，导致同事、家人都联系不上我，急得父母、丈夫几次到派出所报警寻人，儿子当时还年幼，见不着妈妈就整日整日地哭闹不止，整个家被我搅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1999年7月，我国正式将法轮功列为邪教予以取缔。全国上下都在报道和披露法轮功残害民众的事实，但我却不以为然。一天晚上，丈夫把我拉到电视机前，让我看中央台新闻联播关于揭批法轮功的报道。当时我极不情愿，但丈夫硬是把我按在沙发上，就在我奋力挣扎的时候，由于线路短路跳闸，电视机突然间断电没了图像。但我却忽然警觉起来，认为这是“师父”点化我不能观看破坏“大法”的虚假报道，要坚定“大法”立场。于是，我开始抵触所有不利于法轮功的言论、资料，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书报，完全将自己封闭在“大法”世界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就是“学法”、“练功”，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恍恍惚惚，满脑子只想着如何“消业”、“上层次”、“圆满”、“摆脱人间的苦痛”等等。

　　2000年11月，鉴于我的表现，公司对我做出了开除的决定。许多同事都为我感到可惜，都觉得我原本大好的前程就被法轮功给毁了。但我在心里却嘲笑这些世人太肤浅，不懂得法轮功的博大精深。我并没有因为被开除而有所触动，反而觉得这样就没有人来打扰我练功，就可以更加专注、更加快速地“上层次”，得“圆满”了。于是，我开始全身心投入法轮功当中，每天早出晚归地跟着“功友”到处去“学法”“弘法”，完全不着家，对父母、丈夫和女儿不闻不问。丈夫和父母每天都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再沉迷法轮功，但我认为他们与其他“世人”一样的“无知”，不懂得“法轮大法”的“真谛”。

　　2002年春节的一天中午，我在家里练功时出现了幻觉，觉得自己在打坐的时候身体仿佛飞了起来，并见到“师父”在阳台召唤自己。当时，我心中一阵大喜，认为是因为自己得到了“圆满”，“师父”过来带领我去“升仙”的。于是我不假思索地爬上了阳台的护栏，朝着“师父”的方向扑过去。就在我准备向下跳的千钧一发，丈夫一把把我拽了回来，并以从未有过的音量想我大吼：“你不要命了！这里是5楼，跳下去就你没命了！'法轮功'也救不了你！”我被丈夫拉回来跌坐在地上还没回过神，但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便噌地一下跳起来，发疯般地一边捶打丈夫一边歇斯底里地喊道：“刚才'师父'已经在召唤我了，我只要跟随‘师父’而去就能‘圆满’‘升仙’了！我升仙全家都能‘受益’，一切都被你破坏了！你就是‘魔’，我要消灭你！”说着就对丈夫拳打脚踢、上下撕咬。正在房间里休息的母亲听见吵闹声也过来苦苦相劝，但我当时正处于疯癫的状态，完全不受控制。母亲见状噗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泪流满面地抱着我的双腿劝我不要再闹了，见7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母亲跪在自己面前，我愣住了，本能地也想跪下去扶她，但忽然间觉得膝盖隐隐作痛，于是我又认为“师父”再次点化我不能动情，不能下跪，记得“师父”曾经说过：“一个神是不能向人下跪的，否则人会承受不起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狠狠地甩开了母亲的双手不去理睬她。母亲见我如此疯狂精神受了刺激中风倒地。儿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大哭不止。丈夫见状赶紧一边唤邻居来一起将母亲送去医院一边安抚儿子，临走时绝望地看着我说：“你真是疯了，不可理喻！以后你的事情我们不管了！”我却不以为然地说：“不管更好，这就是你们破坏‘大法’的报应，这是神对你们的惩罚！如果不是你们阻止我‘圆满’，你们都会受益的，也不至于得到这种下场！”由于送医及时，母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中风导致了她半身不遂，从此一病不起。

　　这件事情之后，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家人阻扰而影响我今早获得“圆满”，我便搬出了家里，跟一名“功友”合租在一间小屋里，认为跟志同道和的人一起练功能够相互促进，“上层次”就能事半功倍了。搬家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带，唯独将法轮功的经书和李洪志的“神像”如至宝地带在身边，并将“神像”挂在出租屋客厅正中的墙上，每天早晚顶礼膜拜，完全将家庭抛在了脑后。

　　2002年12月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他着急地告诉我说儿子已经一连数日高烧不退，一直喊着要妈妈，现在正在附近的一间医院里打吊针。儿子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我听了之后非常着急，中午在功友的陪伴下赶往了医院。到了医院见到儿子已经打完针，瘦弱的身躯毫无生气地躺在病床上，我的眼泪不自觉地就掉了下来。这时，“功友”提醒我说：“你先别哭，你儿子持续高烧不退看医生是没有用的，这都是因为‘业力’所致，我们把他接回去，找来几个‘层次’较高的‘功友’一同‘发正念’帮你儿子‘消业’，病自然就会好的。”我转念一想，儿子发烧这么多天药也吃了、针也打了也不见好转，这不正说明了“师父”的“业力论”吗，刚好我借这次机会用法轮功把儿子治好，让母亲和丈夫看看我一直的坚持是才是对的！于是，我跟“功友”趁着丈夫离开的空档抱起儿子就往我们平日的练功点赶。所谓练功点其实就是一间10平方左右的昏暗小屋，根据练功需要在小屋中央砌成了一个水泥台，平日大家就在水泥台上练功打坐。到了练功点已是下午3点，我把儿子放在水泥台上，顾不上给儿子喂水喂饭就开始不停地给他听法轮功录音带。听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摸儿子的额头，感觉没那么烫了，便更加坚定了帮儿子“消业”治病的信心。其实，这都是因为儿子在医院经过治疗病情才有了好转。这时，“功友”陆陆续续来到练功点，于是我们8个人围着孩子开始“发正念”，帮他“消业”，并将“师父”的“神像”摆放在儿子的身边，希望其“分身”可以保佑儿子早日康复。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只见躺在阴冷水泥台上的儿子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越来越烫，脸色也由红变白，并开始抽搐。看着儿子痛苦表情，我开始动摇了，但这时一位“功友”说，抽搐证明“师父”的“分身”在发挥功力，你儿子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听完后我觉得“功友”说得非常有道理，并对自己的不坚定感到了惭愧，认为可能正是因为自己的不坚定才影响了“消业”。于是，我振奋精神，更加投入地“发正念”。正当我完全沉迷在“发功”的时候，只听一声巨响，练功点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丈夫首先冲了进来，见到儿子已经昏迷不醒，飞奔到水泥台一把将儿子抱起，我见状本能地想把儿子抢回来，情急之下，从来老实憨厚的丈夫恨恨地打了我一耳光，并声嘶力竭地朝我大吼。说完便抱起儿子直奔医院。最终，儿子的小命算是保住了，但由于持续高烧40多度并受了惊吓，引发了急性脑膜炎。如今，儿子虽然康复出院了，但因为高烧没有得到及时降温，使儿子的大脑神经受到了损伤，严重地影响了智力。昔日健康活泼的儿子就这样变成了智障儿。原先的幼儿园鉴于儿子的智障情况，拒绝接受他回来上幼儿园。为了让儿子的智力尽量得到康复，丈夫将他送到了一所特殊儿童幼儿园就读，儿子从此再也不能过着正常儿童的生活。

　　就因为我痴迷法轮功做出的这些荒诞事，让我不仅失去了幸福的家庭，还失去了大好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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