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古赞聪，男，75岁，初中文化，是陕西省宝鸡市国营七六五厂退休人员，从退休到现在，我一直在蕉岭老家居住。1996年6月初，本着健身祛病的愿望，我开始习练法轮功，是蕉岭县早期习练法轮功的人员之一。在练功、“学法”期间，我亲身经历了原蕉岭县法轮功修炼辅导站的组建过程，并曾经担任副站长，见证、经历了原辅导站内部组织的一些主要活动。现在我以一个古稀老人的身份，将我经历的这段历史讲出来。

　　一、原蕉岭县法轮功辅导站成立内幕

　　在正式成立法轮功修炼辅导站之前，我县法轮功学员其实已按“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要求，自发成立了辅导站，均是早期习练法轮功的人员组成，站长由徐皇桂担任。那时，市辅导站与我们已有业务联系，经常来指导我们，有什么大型法会，比如1996年广州天河体育馆的心得交流会、梅州城区文化公园集体学法活动，都会指示我们辅导站多组织学员参加。

　　1998年3月，市辅导站负责人看到我们县习练法轮功的人数有了一定规模，而内部组织还较为松散，便要求我县正式成立辅导站，报上级辅导站批准。1998年11月的一天，徐皇桂便召集全县站点负责人、辅导员开会，那时我是金叶圆盘练功点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徐皇桂首先传达了上级法轮功辅导站的指示，接着便讨论正副站长人选问题。人选条件主要有3条：一是学法执着、精进；二是组织、协调能力要强，资格要老；三是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根据这些人选条件，大家推荐徐皇桂为站长，赖来梅、曾庆霖（今年2月因病死亡）、徐宝珍、林锦耿为副站长。会后，我们辅导站便将这些人选名单报告市法轮功辅导站。过了一星期，市辅导站正式答复，同意徐煌桂为蕉岭辅导站站长，赖来梅、曾庆霖、徐宝珍、我为副站长。当时我觉得奇怪，上报的人选名单中并没有我啊，我怎么成了副站长。后来，市法轮功辅导站陈达荣站长告诉我，此前，来蕉岭传播法轮功的第一人阿秀、阿苹曾在出广州听李洪志讲法时向他介绍我，对我评价很高，认为我较早开始练法轮功，口才好，人缘好，又已退休，有时间组织群众练功“学法”，便要我担任副站长。而徐皇桂提名、推荐的林锦耿因上级辅导站不同意而未能担任副站长。这样共产生包括我在内的正副站长5名负责人。几天过后，我县辅导站在县城横岗老人活动中心举行了成立仪式，市辅导站负责人专程前来祝贺。至此，我县法轮功修炼辅导站正式成立。

　　二、《广东省蕉岭县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出版内幕

　　1998年12月，有一次，上级辅导站负责人来我县辅导站指导，研究如何更好地弘扬“大法”、普及“大法”，提出出版心得体会文章集，要求发动修炼者写心得，然后由县辅导站收集、整理好的心得体会文章结集出版，发给学员及群众，要求“一定要写好点，让更多的干部、群众来练法轮功”。第二天，原站长徐皇桂便向各站、点负责人、辅导员传达了市辅导站的这一要求，要求各个点负责人广泛发动学员写心得体会，并分工原副站长赖来梅负责此项工作。经过广泛发动，可以说当时，凡是想修得好的学员都被要求写了心得文章，在我负责的金叶圆盘练功点有学员20多人，90%以上的学员都写了心得文章。但经过辅导站编辑部的筛选，最后全县只有93名学员的心得文章符合要求而被收录进该书，其余不符合要求的心得文章就没有被选上。

　　1999年1月，《广东省蕉岭县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第一集）出版了，纸质为黄色，以示对“大法”尊敬，共印刷了几百册。据我了解，出书所需的资金是赖来梅叫一些老板捐助的，上级辅导站也支持了一部分。文中收集了93名习练者的心得体会文章，每篇文章都说自己练功以前得病如何严重，练功以后不吃药、不打针病症消失，赞扬李洪志和法轮功如何好、如何“伟大”，表态“要坚持习练，修好修圆满”。其实，书中一部分原练习者的心得文章不是他们自己写的，是当时辅导站叫人写好基本格式后，叫他们换上自己的基本情况就被收录进该书；一部分原练习者由于当时辅导站要求学员一定要写，“不写的话，说明心性没有修好，学法不精进”，他们不得不写。我认识书中一些原习练者，本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就要靠我们辅导员引导其谈心得，谈的心得不合“大法”要求，我们辅导员会对其修正，直到符合要求。据我了解，绝大部分原习练者书中发表的内容与自己的事实并不相符，并非如书中所写的“练功后有那么好的功效”。如该书例10，邓银凤，女，今年初已去世（享年67岁），其在该书中说：“修炼法轮功前，是一个大胖子，体重75公斤，同时有高血压。”“1997年1月修炼法轮功后，1年多的时间，体重减轻了十公斤，血压也恢复正常。”据他丈夫说，1997年，她体重剧降是因为她那时得了糖尿病却不吃药，血压也较高，只是没有出事罢了。再如该书例25，宋常兰，女，现年71岁，其在该书中说：修炼前患有鼻窦炎、咽喉炎等疾病，花了无数的钱，也没治好。但练功后一年多，从未吃一粒药，而所患病症全部消失。据我了解，她这篇心得不是她本人写的，内容也非常失实。宋常兰是老病号，练功以后，我还听功友说她身体经常得病，并非如书中所写“所患病症全部消失”。具体到我本人，当时，我患有鼻炎、低血压、肾结石、心脏病等，练了法轮功后，手脚是灵活了，心情也好点（这些其实是运动和心理暗示的作用），但所患疾病并没有治好，只不过作为副站长，上面要求写好点，只得照做，我当时在书中说“我炼大法后，各种病都基本好转和消失。”其实是骗人的，当时是为了扩大法轮功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是“弘法”的需要。

　　三、我县原法轮功辅导站筹划取缔日前后组织学员到县政府集体“上访”、“护法”内幕

　　4·25事件以后，我县辅导站不断接到上级辅导站的指示和通知，如要求我县辅导站“建立梯队”、“练功点要由辅导员负责安全工作，防范有人干扰、破坏大法”等，内部气氛已十分紧张。1999年6月份，《我的一点感想》等李洪志新“经文”发表后，上级辅导站又要求我县辅导站组织学员学习。徐皇桂、曾庆霖将这些新“经文”复印后，分发给我们站点负责人学习。我当时越看越不对劲，隐隐感觉到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越来越走向与政府对抗了，我心中对李洪志和法轮功的疑问越来越大了。

　　7月21日早晨，原梅州市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谢添逊打电话给副站长曾庆霖，称：我市各县已有习练者正在上访，蕉岭也要组织多点学员去县政府上访。曾庆霖就将电话内容转述给徐皇桂。徐皇桂核实电话内容后，就与赖来梅等站领导，分头联络站点负责人、辅导员第二天开会。赖来梅找到我，将李洪志新“经文”《安定》递给我，对我说：“‘李师父’新‘经文’《安定》说了，要我们学员把修炼法轮功受到干扰破坏的情况向各级政府或国家领导人反映，市里也来通知了，要求到县政府上访，你组织你的学员到县上访。”我当时就不赞成这一做法。

　　7月22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取缔法轮功。当日上午，我县辅导站县城片的站点负责人来到天桥练功点辅导员赖佳淼（2009年11月因病死亡）家开会，商讨组织学员到县政府上访一事。会上，辅导站4名正副站长首先介绍了昨天被政府有关部门接触、做工作的情况；然后徐皇桂传达了上级辅导站要组织多点学员去上访、“护法”的意见；接着大家讨论集体上访事宜。曾庆霖等个别站点负责人表态不理解政府取缔的做法，要求响应上级辅导站的通知，到政府部门上访、“护法”。一些参会人员附和，一些人不表态。我思考了很久，站起来说：“政府如何定性，都要相信政府，政府不会无缘无故取缔法轮功的。“李师父”说过，我们法轮功实行松散管理，怎么上面辅导站要给我们定上访任务和人数呢？政府现在又没有抓人，怎么说没有自由、民主？“李师父”还说过“不要过问政治，如果让学员们上访、护法，不仅是过问政治了，而且是与政府对抗了，这种做法显然违背我们当时习练法轮功的初衷，我们不能去上访……”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发言得到徐宝珍、何端暹等站点负责人的先后响应，徐皇桂站长见此情形，便说：今天不去，那明天去（上访）。我又极力反对。徐站长看见大多数人都不吭声，也就作罢。这样，集体上访、“护法”的事就“流产”了。

　　事实胜于雄辩，真相不容歪曲。我亲身经历的这些情况有力地反驳了李洪志多次声称的“法轮功没有组织，实行松散管理”、“不过问政治”和法轮功宣扬“真、善、忍”的谎言。十一年前的经历，回忆起来，像是一场梦。幸亏在这场梦中，我能够保持清醒。

古赞聪近照

【责任编辑：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