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2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或许许多人已经记不清那天发生了什么，它已在平淡的岁月中被时光抚平。然而这天对我来讲，却终生难忘。就在这一天，曾经赋予我生命，给我温暖的我最亲爱的母亲被法轮功无情地夺走了生命。当时的她只有54岁，本不应该离开我们！

　　没有了母亲，我感觉生命仿佛失去了支柱。一年多以来，丧母之痛时时袭来，鞭笞着我本已脆弱的内心，悔与恨的纠结及对母亲的思念使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母亲生前的往事历历在目，痛苦的经历更让我刻骨铭心。这一场无妄之灾完全来自万恶的法轮功、吃人的李洪志！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叫刘颖，今年21岁，河北省三河市黄土庄镇王里村人。我的母亲吴志金，1958年3月2日出生，原本是小学教师，我的父亲刘秉全，1954年6月28日出生，也是同校的校工。母亲在学校里兢兢业业，又乐于助人，母亲的同事们、村里的邻居们都非常尊重她，父母亲更是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对我这唯一的女儿更是宠爱，我在幸福、美满的家庭中快乐地长大。

　　1990年初，我家遭遇不幸。母亲由于身体虚弱，经常头晕目眩，多次在本地医院诊治也不见好转，给学生上课也难以支撑，学校为了照顾她，把她安排在工作比较清闲的教务处，以便治疗身体疾病。

　　1994年10月的一天，母亲偶然遇到邻村的老同学韩某和胡某。两人告诉她：“现在有个功法叫法轮功，练了能治百病，还不用打针吃药，你身体不好，不如试试吧。”母亲一听有这好事，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和他们去了一处习练点。听了“同修”的“点拨”后，母亲感觉不错，并购买了《转法轮》、《法轮大法》等书籍、磁带、录像带及一些练功用品，有事没事在家研读、练功，渐渐地入了迷，对学校的工作、家务也不闻不问。在祛病健身的诱惑下，母亲越陷越深，逢人便说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在她的劝说、鼓动下，我村和邻村先后有20多人加入了练功队伍。开始，父亲坚决反对母亲练功，后来在母亲的反复劝说下，父亲不知不觉中也练起了法轮功。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看到原功友一个个放弃练功，父亲劝母亲说：“既然国家不让练了，咱们也退出法轮功吧！”但已经对练功深深痴迷的母亲更加坚定了态度，她对父亲说：“‘真善忍’有什么错？！‘师父’要我们‘圆满’、‘上层次’难道不对？！”此后一些不认识的人常常悄悄过来找母亲，塞给她一些李洪志的“经文”、资料，要她继续“护法”，以修正果。

　　2000年3月4日，母亲拉着父亲乘车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宣扬法轮功，企图在全国“两会”期间制造轰动效应。当父亲和母亲被遣送回来后，他们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多次找到学校校长，坚决辞去了工作，专职为李洪志传功“护法”。从此，母亲对法轮功更加痴迷，用自己菲薄的储蓄买来当时价格高昂的复印机、刻录机，买来光盘、纸张，复印、刻录了大量法轮功非法宣传品，并组织功友们四处散发。

　　由于父亲和母亲辞去了工作，家中没有了收入，他们还经常购买印刷宣传品的耗材，需要花不少钱，我们一家的生计逐渐成了问题，我的生活学习费用一直由年迈的爷爷奶奶出。街坊邻居和学校老师看着好好地一家人变成了这个样子，多次劝说父亲和母亲不要再练习法轮功了。我也哭着说：“爸爸妈妈不要再练功了，看咱家成了啥样子了。”面对此情此景，父亲终于幡然醒悟，也颤巍着央求母亲：“志金，别人都这样关心你，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咱不练功了。”但母亲坚决不放弃法轮功。

　　2009年7月，母亲头晕目眩的老毛病又复发了，眩晕的次数越来越多，经常头痛欲裂，走起路来也步履蹒跚，但她仍坚持不上医院看病、不吃药，每天还是打坐、练功、听录音。父亲十分着急，自己劝不动，就把亲戚好友请来劝她医治，甚至原单位的校长、老师也出面做她的工作劝她及早医治。她却说，“你们不要管我，我们练功的人生病是在‘消业’。我有‘师父’‘法身’保护，绝对没有生命危险，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期间，又有一些功友来看她，鼓励她坚持“消业”，“挺过去就好了”，并叮嘱她，“修炼是要受一点苦的，苦尽才能甘来”。眼看母亲病情越来越重，父亲焦急万分，强行把母亲送到医院，经过检查确定是脑淤血。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几天后，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她稍有精神就和医生护士大讲法轮功，坚持不吃药、不输液，并趁我外出打饭之机，偷偷跑回了家，念起了李洪志“经文”，坚决放弃治疗，并对父亲和我说，“哪怕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去医院治疗，那会毁了我的功法，我永世也无法修成正果了。”

　　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医治，2010年4月8日上午，父亲买菜回来，发现母亲已经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马上喊来邻居将母亲送到医院抢救，但为时已晚，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正在外地上学的我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痛彻心扉。本来靠现代医学可以得救的母亲，最终因为痴迷法轮功失去了年仅54岁的生命。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