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范金英，女，1967年12年20日出生，山东省寿光市人。

　　我是1995年开始习练的法轮功。那时我在寿光市健元春公司上班，因为患有视网膜眼底出血，我的视力不是很好，同事王桂荣（原法轮功练功点辅导员）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说，有一种很好的功法叫法轮功，练习后不用吃药就能治好我的眼睛，练好了还能“升天圆满”、“成仙成佛”，保家人平安，可以说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开始时我并不相信她的话，心想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治好病？那还用医院、医生干什么？但那时候丈夫正跟别人合伙买了客车跑运输，我对他的安全特别担心，整天提心吊胆的，听说练习法轮功就能“保家人平安”，正好迎合了我的需要，可以解决我的一块心病。于是经不住她再三劝说，同时也对这个“神奇功法”充满了好奇，在“保家人平安”的诱惑下，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了自己的“练功”生涯。

　　开始时我们利用早上的时间，集体在公园里“练功”。辅导员说大家“集体练功”，有利于互相交流心得体会，共同提高“功法”、“上层次”。每天，当丈夫和女儿还在熟睡，天不亮我就悄悄地起床，赶到公园，和功友们凑在一起“练功”，天亮后再匆匆赶回家做饭，照顾女儿上学、丈夫出车，然后自己再上班，每天就这样家、“练功”点、单位三点一线“有规律”地生活。由于有规律的锻炼，感觉身体比以前轻松了很多，眼睛也似乎好了很多，不再感觉疲劳（后来才知道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因此，对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功能深信不疑，也坚定了自己练习法轮功的信心和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他功友、特别是一些资深老学员的介绍下，说只“练功”还不行，还必须要“学法”，这样才是对“师父”的尊敬，“师父”才会彻底地给治病，帮助尽快提高“层次”，走向“圆满”。于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师父”的虔诚，我购买了《转法轮》、讲法磁带、李洪志的“护身符”及其巨幅画像、练功垫等，总之，只要听别人说“师父”又出了什么新“学法”资料，我都要不惜代价、想方设法地买到手。买回家后，我把“师父”的画像挂在了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除了到练功点“练功”外，还用一切业余时间面对着李洪志的画像诵读《转法轮》和听“师父”的讲法磁带。心想，自己这么虔诚地“学法”、“练功”，“师父”一定会给自己治好眼睛的，因为“师父”说过，他的“法身”无处不在，自己所做的一切，相信“师父”一定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从此，女儿的生活和学习我不再过问，家务也不再整理，原先丈夫出车回家后，我总是对他嘘寒问暖，自从练了法轮功后对他更是不管不问了，总之，“学法”、“练功”逐渐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把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和义务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深信“师父”说的，在修炼过程中，对亲人欠下的可以在以后的“福报”中回报于他们，等自己“功德圆满”后，自己会对他们加倍补偿。所以，对于自己对丈夫和女儿的亏欠，我不再感到内疚，相反，还感到心安理得，觉得是对他们好。

　　更可怕的是，我自从练习法轮功后，在李洪志“消业论”影响下，原先治疗眼睛的药物我也不吃了，因为“师父”说过：“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真正除去这一难，就得消除业力，只有消业才能‘上层次’，从而走向‘圆满’。真修弟子没有病，如果身体不舒服，那是在消业。吃药就是把‘业力’压了回去，就不能清理身体，因此也就不能治病。”停药后，我的视力开始慢慢下降，并逐渐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丈夫和女儿发现后，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再相信李洪志的“练功能治病”的鬼话，赶快放弃法轮功，按时吃药，否则会害了自己。但那时，由于自己鬼迷心窍，精神完全被李洪志所控制，不但对丈夫和女儿的话当作耳旁风，还把他们当成是阻碍自己“练功”、“上层次”的“魔”。

　　那时，正赶上丈夫与别人合伙在滨州买了公交车线路，半月二十天才回家一次，女儿到了寄宿制学校上学，因此，他们的劝说根本管不住我，而我一人在家正好一心一意地“学法”、“练功”，谁也不会阻碍我了。为了能让“师父”尽快地给自己治好病、“上层次”、“圆满”，对他“经文”上的“指示”我更是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后，我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积极，不仅自己“练功”、“学法”，还经常和功友们凑在一起讨论如何“正法”、“弘法”，因为“师父”说过，“弘扬大法”是功德无量的事。为了让“大法”发扬光大，我常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和功友们一起到健元春公司附近、后张村、前徐村等处张贴法轮功传单、标语。在李洪志“经文”的诱导下，我天真地认为，自己每外出“弘法”一次，自己的“功力”就会提高一次，“师父”也会给自己“清理”一次身体，身上的“业力”最终会彻底清除，到那时，自己的视力就会恢复。

　　但事实证明那只是自己的异想天开，由于几年来自己沉迷于“学法”、“练功”、“弘法”，把李洪志和法轮功当成了给自己治病的“神仙”，长时间拒医停药，导致了视力急剧下降。直到2002年5月的一天，丈夫回家看到我走路时跌跌撞撞，有时还会被东西绊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的死拉硬扯下，我不得不跟随他到寿光人民医院看医生。医生听了丈夫讲述我的病情，以及几年来我由于修炼法轮功而长时间不服药后，惋惜地对我说：“你这种病需要不间断地服用药物，但是这几年你停药时间太长了，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视力了。”听了医生的话，从未对自己发过脾气的丈夫，对我破口大骂，但为了不放过最后一丝希望，丈夫还是带着我到处求医问药，但医生的结论几乎都是一样的。

　　起初，我对自己的病情不以为然，认为是自己“学法”、“练功”不“精进”，“师父”才不给自己治病的。但在丈夫的斥责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也开始反复地思考这几年来的“练功”经历，几年来，我虔诚修炼，应该得到“福报”，但是，眼病却越来越重。2003年3月，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彻底地醒悟，认清了自己被歪理邪说欺骗的事实，但眼睛已经几乎失明，我真是后悔莫及。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