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车，今年44岁，家住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1998年，我和妻子在市中区的利民市场做一些农具批发零售的小生意，虽然生意谈不上红火，倒也不愁吃穿。那时母亲仍然健壮，妻子勤苦耐劳，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似乎所有起早摸黑的努力，都在为今后的幸福生活做好了准备。然而有一天，天上掉下的一块“小馅饼”却将我砸昏了头，从此愚昧的我一步步深陷邪教泥潭，使得原本安稳幸福的家庭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现在每每想起都让我痛不欲生。法轮功，将我的一切都给毁了。

　　那是1998年2月13日下午，我在进完货回店的路上看到了一本小册子，就随手捡了起来，却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百元钞票。在我正为这从天而降的“小馅饼”兴高采烈之余，无意中发现钞票上还有用圆珠笔歪歪斜斜地写着“法轮大法好”，再把小册子翻过来一看，粗糙的封面上印着“转法轮”三个字，好奇心驱使下，我便开始翻看这本小册子。当时，我和妻子刚开始经营这个农具店，生意还不是十分景气，看着别的店整天忙忙碌碌，我是既着急又烦闷，总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知道惹到了哪路“财神”的不高兴。正在我整日怨天尤人，满脑子神神叨叨“求神无门”的时候，忽然接触到了这本小册子，一下子就被李洪志所谓的“业力轮报”、“消业”等迷惑，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真谛”、找到了“保护神”，很快便在他的歪理邪说的蛊惑下成为法轮功痴迷者。

　　练功以后，我开始反反复复认认真真地钻研起《转法轮》来，里面的“消业”、“上层次”、“圆满”等“经文”也慢慢地烂熟于心。通过“学法”，我感到现在自己的生意不好都是自己“业力”不够，而我现在要想让自己能够“上层次”，就必须“弘法”，也就是让更多的人相信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于是，我便开始鼓动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参与练功，可是他们并不相信，还说我精神有毛病。我心想，这么好的东西你们不认，你们才是有毛病呢。我并没有放弃对大法的宣传，亲朋好友不信我，我就到外面去散发小册子，逢人便鼓吹练功的好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功友，他是我们练功点的副站长，在他的“指点”下，为了“弘法”，我把经营小店的资金偷偷拿出来复印了大量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所谓“真相”资料，到处散发张贴。渐渐进入夏季，我的小店在家人的照看下渐渐红火起来。本来夏季就是农具销售的旺季，而已陷入法轮功泥潭的我，却坚持认为这是我潜心练功的结果。就这样，我更加顽固、疯狂，不光不再照顾年迈的母亲、怀孕的妻子，对自己的农具店更是不闻不问，还更加变本加厉的偷家里的钱印刷法轮功资料。随着印刷的资料越来越多，小店的生意也就慢慢变得入不敷出，即将面临倒闭的危机。家里人多次苦口婆心地哀求我，并让我的同学、朋友轮番找我谈心，劝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放弃印刷那些宣传法轮功的资料，我都无动于衷。

　　1998年11月，已经临近春节，家家户户都沉浸忙碌的喜悦之中，而我，却是“沉浸”在“上层次”的幻想当中愈发不可自拔。市场上一起做生意的邻居已经开始盘点货物补充货源，准备在来年开春的耕种季节再卖个红火。我却根本无心打理生意，家里更是冷锅冷灶，就知道和几个功友在一起精读大法、真修心性。眼看劝说无效，妻子最终心灰意冷回了娘家，我母亲每天抱着刚满月的孙子以泪洗面。1998年11月23日，是让我有着刻骨铭心的痛的一天。这一天，儿子突然咳嗽得厉害，到了夜里，又发起了高烧，我母亲着急地要带孙子去医院。我赶忙制止了她，说：“去医院干什么？‘师父’说‘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得病的，是会自行规避危险的，求医问药会把“业力”压回到身体里去’，我找几个功友一起给他‘发正念’就行了。”于是，我叫来了几个“功力高强”的骨干分子，他们对着孩子打坐成一圈，并念念有词。发功完毕，他们说：“没事了，‘师父’会保佑他的，天明就会好了。”到了半夜，孩子烧得更厉害了，包括邻居都来一个劲地劝我赶紧把孩子送医院，我却极力阻拦说：“这正是消业的阶段，刚才不是已经发完功了吗，别着急，天亮就好了。”快天亮的时候，孩子已经呼吸困难，直打哆嗦，脸也变了色。这时候，家人便不顾我的反对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完后，摇着头对我们说：“孩子得的是急性肺炎，怎么到现在才送来，太晚了。”没过几分钟，孩子便停止了呼吸。看着这个情形，我母亲一下就晕了过去。母亲醒过来时已经神志不清，嘴里反复念叨着孩子的名字。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清醒，反而执迷不悟地认为是自己修行的不够，这是“师父”在考验自己。

　　2001年1月23日的北京天安门自焚事件对我的触动特别大，那个叫陈果的女孩子被烧得面目全非的镜头让我彻夜难眠。联想起自己的遭遇，刚满月的儿子由于没有及时救治不幸夭折，妻子离我而去，母亲变得神志不清，小店也倒闭了。我开始痛哭流涕的醒悟，自认为是在追求“真善忍”，却被李洪志骗上了一条不真、不善、不忍的不归路；李洪志鼓吹的“圆满”，给我带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噩梦。

提起往事杨车目光呆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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