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秀，1970年3月生人，丈夫叫秦新宇，1967年11月生人，家住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迎春乡沙山村三组。1991年3月，我和丈夫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孩子。

　　我是个急性子，什么事不合心愿马上就“爆发”，而丈夫恰恰是个慢性子，总是与我不合拍，如此一来，丈夫总是被我气得“半死”，两个孩子的周围也时常夹杂着我的喊叫声。

　　1997年10月，经邻村的一个朋友介绍，说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还能让人修身养性。丈夫一直身体不好，小病不断，一听可以不用花钱就能治病，就开始跟着练起了法轮功。从此以后，他总是和我说，自己练功之后身体明显比以前好多了，各种毛病也没有了，也不和我动真气儿了，自己通过练功“层次”也提高了不少。之后，丈夫又屡次劝我说：“你性子急，可以通过练功来改变。”看到丈夫大有收益，我心想练练也没什么害处，就跟着丈夫一起练起了法轮功。在之后的一年里，我始终按照《转法轮》中“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坚持与丈夫共同修炼，果然感觉自己的性子沉稳了许多，在生活中更能体谅和包容丈夫，孩子们也都说我越来越像个好妈妈了，这使我更加坚信法轮功的神奇，越来越痴迷其中。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对法轮功产生了怀疑。可是，丈夫对于国家取缔法轮功很不理解，觉得是国家不了解情况，始终坚持练功，而且还开始执著于“走出去”、“讲真相”，整日与同修商讨怎样消灭“邪恶”。为了所谓的“正法”，他时常几日不见踪影，更无暇顾及两个年幼的女儿和我们这个家。

　　1999年11月，大女儿几日高烧不退，丈夫回家后只留了句“她的命早有定数，不要太执著了。”之后，又要奔赴“弘法”的征途。我开始对“大法”心生疑惑，认为丈夫已经与之前“祛病健身”的出发点背道而驰了，随即劝说丈夫放弃练功，还是应该好好过日子。可丈夫不听我的劝阻，还大骂我是在干扰他“上层次”“走向最后的圆满”，并指责我是“师父”说的“不争气”弟子。面对丈夫的态度，我也只能对他听之任之。看着女儿发烧难受的样子，我急得不得了，只好求邻居帮忙送往医院，经过一周的输液治疗，女儿的病情有了好转。

　　2001年8月中旬，丈夫照例赶着驴车，去邻近村屯散发“真相传单”。在途经浅水桥时，毛驴突然受惊直奔桥对岸的耕地奔去，丈夫立即“发正念”加持，想让驴子停下来，可是驴子反而像脱了缰的野马，彻底失去控制。在车子翻覆前的那一刻，丈夫声嘶力竭地大喊：“师父救我！”顷刻间车子翻覆于垄沟之中，唯有“师父救我”还回荡在天地之间。事发后，村长赶来我家报信，说丈夫正在区卫生院接受治疗，目前还是昏迷不醒。听后我心急如焚，迅速找车赶往医院。虽说对“大法”早已不再虔诚，但此时我还是将一线希望寄托于法轮功和李洪志，并一路上不断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我冲进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头裹纱布的丈夫的那一刻，我的心如刀绞一般，泪水骤然夺眶而出，猛地扑倒在丈夫胸前，大声叫喊：“新宇，你醒醒啊，你不是有‘法身’保护吗，为什么会这样？”护士见状赶忙搀扶我说：“你不要激动，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现在需要休息。”冷静下来之后，我得知丈夫是轻度脑震荡，左耳轮廓一半以上保不住了，也有失聪的可能。那晚我彻夜未眠，总是担心丈夫再也醒不过来，并对“师父”的“法身”保护彻底失望。

　　三日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下，丈夫逐渐恢复了意识。他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紧紧攥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秀啊，‘大法’抛弃了我！”说罢，只见他的嘴角不住地颤动，随之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潸然而下。而后又哽咽的说，“我为‘大法’辛劳奔波，‘大法’却如此对我。”历经这次劫难之后，我们对法轮功开始失去了信心。

　　2001年9月初，丈夫出院了，可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只要一劳累他就会头痛，并且左耳基本听不见了。从此家庭的重担如泰山压顶一般，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那时的我可以说是悲痛欲绝，也记不得后来是怎么打起精神的了，或许是因为母爱吧？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想到法轮功，我就恨得牙根痒痒！

　　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和丈夫逐渐认清了法轮功的真面目，决定再也不练法轮功了。要不是因为法轮功，我丈夫也不能坠入“深渊”。如今，我们走出了法轮功的阴影，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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