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是我哥哥的忌日，我不放心父母，请假回了趟娘家，进门见父亲老泪纵横，母亲已泣不成声。父母的伤痛并未因哥哥去世9年而减少，每逢传统节日和哥哥的生日、忌日，老两口更是痛不欲生。

　　我哥哥叫宋宝祥，1953年4月27日出生，中学毕业后去农村插队，1978年回城后在街道工厂上班，同父母一起挤住在上海徐汇区的家里。由于没有婚房，致使哥哥的婚期一再拖延，相恋几年的女友等不及便与他分手，为此哥哥大受打击，一直郁郁寡欢。

　　1997年秋天，隔壁亭子间的叔叔对母亲说，练法轮功有很多好处，可以“祛病健身”，还能提高心性，对世间的人事不执著。母亲希望哥哥尽快振作起来，就向隔壁叔叔买了一本《转法轮》给哥哥。没想到，几天后哥哥一反常态地早早起床，跟隔壁叔叔练功去了。见儿子走出恋爱阴影，父母亲都舒了口气。1998年夏天，为了照顾即将生产的我和带小外孙，也为了腾出空间，便于哥哥谈对象，父母亲搬到我居住的闵行区，徐汇区的房子就让哥哥一个人住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和父母都劝哥哥赶紧远离法轮功。想不到哥哥反应异常激烈，声称这么好的功法他决不会放弃，还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理由，什么自己前世的“业力”太重，必须要刻苦修炼才能得“正果”，现在已经到了一定“层次”了，快达到“圆满”了等等。我们惊讶地发现，哥哥已经把法轮功当作精神支柱了。父母赶紧回家劝阻，发现小阁楼上有多本法轮功书籍，有手抄本、单行本、合订本，还有哥哥写的“学法”心得笔记，有厚厚的几本。任凭父母说破了嘴，哥哥一句也听不进去。

　　2000年，正逢街道工厂效益滑坡减员，哥哥在第一批精简名单中。原来哥哥这两年上班拖拖沓沓，心思全不在工作上。父母为此非常烦恼，可是哥哥根本不愿外出找活干，索性没日没夜在家练功、“学法”。母亲每次回去，家里都乱得一团糟，矿泉水瓶、泡面袋扔得到处都是。邻居告诉母亲：“不知宝祥整天在屋子里干什么？大白天也门窗紧闭。”眼见儿子胡子拉碴的这般沉迷，母亲哭着问：你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为使哥哥脱离法轮功，年逾七十的父亲在闵行远郊开了一家小型加工厂，让哥哥一起参与经营，父子俩住一间宿舍。同时，母亲和我则四处托人帮哥哥介绍对象，想让哥哥转移视线，四十好几了，确实该成个家了。可是，我们全都白费力了，哥哥对相亲没有丝毫兴趣。有两次被我硬拉去见面，他阴沉着脸不搭理人，把女方都吓跑了。父亲也看不住他，加工厂的事哥哥根本不过问，照常“学法”至深夜，清早练功，白天上班时间，却呼呼大睡。

　　2001年春节前夕，哥哥突然失去踪影，怕母亲知道了不安，我和父亲四处寻找了好几天。原来哥哥联系上了以前的功友，随同他们一起去“弘法”了。此时的哥哥已经变了，不光在屋子里练功，还热衷于外出了。哥哥公然在工厂旁边的国道收费站绿地上打坐练功，还向来往车辆驾驶员“讲真相”。好几次被父亲叫工人拽他回来，但之后他还是我行我素。父亲为之担惊受怕，连日心力交瘁而病倒了。在父亲住院期间，哥哥推说脱不开身，一次都没去探望。父亲病了，加工厂濒临倒闭，已基本不开工了，但哥哥仍住在租借的厂房里不肯回家。我去劝说几次，哥哥却神神秘秘地告诉我：“现在我的‘层次’很高了，不久就要‘圆满’了，到时逍遥自在有享不完的福了。”我问他具体时间，哥哥说“师父”讲了：“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

　　2002年年底的一天，母亲因多日没看到哥哥，便乘车去加工厂看望，发现哥哥瘦了许多，经常手捂着胃。因哥哥在农村插队时就得了胃病，以前还是按时吃药的，可自从练上了法轮功，哥哥就再也没有吃过药。母亲带着菜肴去看哥哥，可哥哥只吃了一点点。母亲看着哥哥难受的样子，劝他去看医生他不肯，让他回家住他还说这里清静。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便买了胃药，每半个月送去一次，再三叮嘱哥哥必须按顿服用。

　　2003年4月27日，是哥哥五十岁生日，我订了一桌酒席，哥哥却迟迟不到。打了几次电话催，先是不接，终于接了说了句“你们吃吧”就挂了。弄得全家焦虑不安，一起赶去哥哥住处，发现他病得非常严重，脸色蜡黄，连眼睛都黄了，腹部和后背都疼得很厉害，不断地呕吐。虽然哥哥坚决不肯上医院，但已没力气反抗了。我们强行将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向肝脏、胰腺等器官扩散了。医生惋惜地说，如果早发现，通过手术切除，胃癌患者的存活率很高的。

　　哥哥最后的日子是在医院度过的，看到他疼得在床上翻滚，守候在一旁的父母亲手足无措，以泪洗面，不知该如何减轻他的病痛。但打了止疼针后，哥哥便悄悄地要求我给他放法轮功磁带听，还喃喃自语“师父会保佑我的”。

　　2003年7月14日，哥哥去世了，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伤痛。我去哥哥住处整理东西时，发现母亲送去的药连包装盒都没拆，全被丢弃在房间的角落里了。

【责任编辑：一洋】